1、物资集散业及商号

　  洪江市场有油、木两大行业，历有“油木畅、市场旺”之说。由于洪江起到了桐油与木材的吞吐作用，养肥了极少数油、木商人。他们大都以低价收购油、木，运输到武汉、上海等地，牟取暴利，因此产生了许多行栈、油号。民国19年（1930），洪江输出入商品总额3000余万元，营业税居湖南省第六位。民国23年（1934），洪江坐商245户，资本总额160万银元，其中洪油业7户，资本51万元，占坐商资本总额的1／3，全市包括行商年贸易总额约2000万银元。市场现金流通量58万元，仅次于长沙，居湖南省第二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沪、汉相继沦陷，洪油、木材阻于常德不能外运。湘黔公路通车以后，绸布、百货、南杂等类物资改为陆路运输，食盐改销西（广西）盐、粤盐、川盐，油、木两业转移资金至贵阳、昆明、重庆等地经营纱布贸易。此时大批难民涌入洪江，绸布、百货、南杂等中小商店成倍增长，茶楼、酒馆列肆如云，出现短暂的战时繁荣。抗日战争胜利后，难民携资回籍，接着国民党发动内战，货币贬值，交通阻塞，集市贸易一落千丈。1949年仅输出洪油1万桶（35万千克），木材仅数万立方米，多数商店勉强维持，一部分关门歇业。

　  （1）洪油业及油号

　  洪江以出产洪油著名。洪油始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以桐油作原料，加入桐子炒枯之后榨出的子油、洗油熬炼而成。因其色红，海关称红桐油，用以涂木船、农具，可以防腐，几十年来畅销江南一带，以江苏镇江为主要销地。清代洪江的红桐油每年输出量为20万担，约合700万千克，并因洪江而命名为“洪油”。洪油业的兴盛，造就了富甲一方的油号老板。洪油业大商号有10余家，资金雄厚，其资本总额占洪江商业总资本一半左右，其收购加工网点分散在贵州玉屏、镇远及省内黔阳、新晃一带，销售庄号分设汉口、镇江、上海等地。清末的张积昌，号称百万（银两）之家，民国时期的油号徐荣昌也拥资百万银元，刘安庆油号资产达70余万银元。民国初期，油号有所减少，民国23年（1934）洪江仅存油号7家。抗日战争爆发后，洪油资金大都集中在徐荣昌、刘同庆、庆元丰、杨恒源、恒庆德、肖恒庆、新昌、永兴隆“八大油号”手中。抗日战争时期，桐油作为军用物资禁止外运，部分油号改营其他（图3-4～图3-12）。

　　  图3-4  刘安庆油号　　  图3-5  刘安庆油号门楣刻字“里仁为美”

　　  图3-6  刘安庆油号店主刘松修的商宅　    图3-7  徐复隆商行

　　  图3-8  刘同庆油号大门　　  图3-9  刘同庆油号内天井

　　  图3-10  庆元丰大院　　  图3-11  徐荣昌商行

　　  图3-12  杨三凤商行侧门　　　　

　  洪江做洪油生意的多是外地的商人。洪江文史资料上聂璧昭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记叙了一段洪江油号之～“复兴昌”与郑瓞生三代人起家的故事。

　  郑瓞生是晚清末届秀才，弃学从商。他的族叔郑斯肇当时是洪江“庆元丰”油号汉口庄管事。在族叔的介绍下，郑瓞生千里迢迢来到湘西洪江，到“徐复隆”油号当了一名账房先生。精明的郑瓞生很快就在洪江站住了脚，并学会了油号的管理程序。当“徐复隆”的管事自己开店立业时，郑瓞生便成为新老板安排在镇江庄油号的管事。郑瓞生把儿子郑惠群也带在身边，父兼师，儿为徒，若干年后，囊兜渐丰。到了民国初年，洪江的洪油供不应求，郑瓞生离开原来老板的油号，自己以7000光洋入股与同乡的另外两人合作在洪江开设自己的油号“新昌”油号。三位股东，一个镇守贵阳，一个坐守洪江，一个守在汉口，生意如日中天，蒸蒸日上。不料抗日战争期间，洪油作为军用物资成了禁运物，加上国民党湖南省第四区保安司令敲诈勒索油号不成，罗织了“运油资敌”的罪名，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八大油号案”。八家油号家人花了20万元光洋才了结此事。“新昌”破产后，郑瓞生的儿媳东山再起，新创“复兴昌”油号，在洪江一度出现“郑府名副其实，座上客常满，美酒佳肴度前陈”的好时光。郑瓞生以数万元买下贵阳忠烈路20号一栋有着10余间房屋，前后有空坪、花园、院墙的别墅。郑瓞生死后，儿子郑惠群继续经营，以雄厚的资金买下了洪江龙船冲的一栋面积近千平方米、坚实华丽的楼房为总号办公楼，又买下了位于洪江洪盛街（今沅江路）的一座窨子屋，还在沅水上游的托口新建一座宽敞的榨坊，再以10万光洋为流动资金，成为洪江巨商之一。

　  （2）木业行

　  洪江历来为湘、黔边境木材集散中心，洪江的木材，早在明清前就“木材之坚美，乘流东下达洞庭，接长江而济吴越”。凡销往外地的木材，均编扎成木排，沿沅水东下，经陬市、常德，运至武汉、江、浙、上海等地销售。据民国23年（1934）《中国实业志》记载：洪江有木行13家，其中以大德、福顺和、张和顺等家营业额较大，年成交额68万元。经营木材的行商，旺盛年木材输出量在40余万两码，约合50万立方米，价值400～500万元。加上绸布等业兼营木材，输出总额约700万元，占洪江市场贸易总额35％左右。

　  木业从业人数多，分布面广，除专事木材运销的行商外，油、布、药材等业亦兼营木材。老洪江的木行分“山客”、“水客”和“木牙”。从产地贩运来洪江出售者称“山客”，买方称“水客”，专为“山客”和“水客”搭桥撮合者称“木牙”。清鼎盛时期，洪江的“山客”有151户（其中含“木牙”15户），“水客”200多户。洪江码头上遍地都是堆积的各个商行的木材，为了不混淆各行的货物，也为了不让小偷偷走自己的木材，经营木材生意的“水客”们便发明了“斧记”，即用铁器在木材上锉个属于本行的字作为区分的标志。有了“斧记”，再狡猾的小偷也不敢偷木材，因为从贵州到汉口，大凡是“水客”，都知道不同“斧记”的主人是谁。在木材上凿“斧记”也就逐渐变成了约定俗成的行规和独特的商业品牌标志被传承了下来，最盛时期，斧记多达200余把。

　  洪江木作业发达，分寿坊、大小墨、圆墨、锯工、船工5大类，各业产品不相雷同。建国初期有各类木匠铺60余家，从业人员200余人，年产各种木器制品7.7万件。洪江木制家具选材考究，做工精细、款式新颖，在市场享有盛誉。

　  2、手工业作坊及店铺

　  洪江的手工业工场和个体手工业，多以乡邻戚友相帮，同乡同业相聚，如木作、竹器、缝纫等相聚在宝庆会馆周围，槽坊、织染、制帽等集中在湘乡会馆附近。按行业分，木器制作业聚居在堡子坳、高坡宫一带，铁作业聚居在太素巷河街、冻青坪、大河边一带，缝纫业聚居在司门口、大码头、犁头嘴、一甲巷正街一带，竹器业聚居在一甲巷、长沙馆河街及冻青坪一带，织染业聚居在新街、老街和栗子湾，雨伞业聚居在丫叉田、贵州馆河街一带，油桶裱糊业聚居在天王庙附近，皮革业聚居在沙子坪与冻青坪之间（命名为皮匠街）等。

　  （1）纺织业

　  手工业作坊中最多要数纺织业。自清代以来，当地人即以葛、麻、棉等为原料，手工生产土纱土布，自产自销。清朝末期，洪江即有手工生产丝线的作坊10余家、丝线店号6家，分布于洪江司门口、塘坨等处，其中“仁记线号”、“信康祥”、“裕丰”、“庆丰”等是较有名的店号。

　  民国初期，有铁木机600余架，从业者达5000余人。后用改良铁木机生产，至20世纪30年代，手工机坊、染坊已发展到80余家，年产量20余万匹。随后，湘乡、衡阳、宝庆等地手工业工人纷至沓来，手工业行业日渐增多，有织染、印刷、酿造、酱作、服装、鞋帽、首饰制作、铁、木、竹、棕等，生产工艺亦有所改进，产品产量增加，除满足本地需要外，还销往湘西各县及黔东南、桂北等地。抗战胜利后，由于受通货膨胀影响，以及国外与沿海各地纺织产品的输入，本地所产土布无力与之竞争，生产萎缩，勉强维持。

　  布匹为洪江市场购销的大宗商品之一。经营布匹的主要商号有新大隆、万亿隆、怡茂等。民国23年（1934），布匹销售总额700万元，约占全市贸易额的35％，货源来自武汉、常德、长沙。销区包括贵州省大部分地区和湘西各县。抗日战争期间，武汉、长沙失守后，货源中断，改以购销安江纱布为主（图3-15，图3-16）。

　　　　　　　　　　　　　　　　　　　　　　　　　　　　　　   图3-15  染坊　　　　  图3-16  丝绸布庄街

　  （2）日用百货业

　  清末，洪江始经销百货，货源来自苏、浙、广州一带，时称苏广洋货业。较大商户有德和、仁聚福等。销地为沅、巫两水上游各县及贵州等地，年营业额达57.46万元。抗日战争期间，百货业发展到58户，多从广西柳州等地进货，转销贵州、云南、四川等地。

　  瓷器业相对洪江油号和木业来说不算久，民国时期，洪江瓷器大部分来自醴陵、衡阳，亦有少量江西细瓷，除自销外还转销会同、靖县、绥宁、通道等县及黔东南一带。洪江的瓷器业是在1939年由几个商人和油号老板集资筹办起来的，取名为“湘西瓷业公司”。但是洪江的瓷泥质地很好，洪江人采用天然高岭泥做主要原料，瓷器细白透亮，因此很快在全国占有了一定的市场（图3-17）。　　　　　　　　　　　 

　　  图3-17  协和瓷器店

　  （3）米业

　  民国时期，洪江所需粮食均由粮商从贵州及附近收购，沿水路运来销售。经营粮食有米行、米号，多设于巫水西岸松林码头至宋家码头一带，相沿日久，形成一条街，名米场街。经营粮食的商户，在清代和民国初称粮帮，行会设炎皇宫。民国16年（1927），镇商会下设米业同业公会，会址仍设炎皇宫。米行代客买卖纯属经纪性质。米号则自行买卖，有的资金较多，设石碓三四具，雇工两三人，谷、米兼收，加工销售；也有的资本较少，收购赶场销剩大米，零星出售。据民国23年（1934）调查，共有米行27家，年经营谷米4.5万担（合335万千克），占全行业营业的70％；米号29家，资本总额13900银元，年销粮食190000石（合145万千克），约占全行业营业的30％。民国后期，私营粮行多囤积粮食，待机出售以牟取暴利。粮价小行听大行，大行听绅士，一日几变，且涨落幅度大，加之币值不稳，市场异常混乱（图3-18）。

　　  图3-18  米行

　  （4）酱食

　  酱油行业旧称酱坊。洪江开设较早的酱坊为源春酱园，清咸丰五年（1855）开业。至民国23年（1934），洪江共有酱坊6家，资本总额2.5万元，年产酱油65万千克，主要销往黔阳、会同、靖县及黔东南一带（图3-19）。

　　  图3-19  酱园作坊

　  （5）皮匠街

　  “皮匠街”是一条沿着巫水河东西向的老街，清一色的木质房，坐北朝南，中间是一条铺满青石板的街巷，很直。街道两旁休息坐的石头都溜光发亮。

　  皮匠街的来历据说是因为巫水河是贵州下来的河，贵州的牛大，皮质好。洪江人最早杀牛、剐皮、削皮、制皮就在这一带，就近成市，所以叫皮匠街。聚居在这里做手工艺的多是从邵阳（宝庆）的邵东、新化迁居过来的手工业者，如皮匠、铁匠、织匠等。以做皮革的为主，还有打铁钉、做缝纫、开布店的。皮匠街现名沙子坪（图3-20）。

　　  图3-20  皮匠街

　  3、金融业与钱庄、票号 

　  洪江金融业兴起于清末和民国初期，当时钱庄、典当业已相当兴盛，以后设立过官钱局和湖南银行洪江分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所属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以及湖南银行、复兴实业银行及中央合作金库等均在洪江设立过分支机构，洪江成为湘西南的金融汇拨中心。民国9年（1920）长沙《大公报》载：“汉口讯：洪江为内河上游第一大镇……裕通祥、裕通恒、义孚康、久大庄等大银号，汇兑遍全国，每一比期（农历每月十五与月底）与汉（口）镇（江）汇兑总数在十万元。”

　  （1）钱庄、票号

　  洪江的钱庄业，始于清代后期。光绪三年（1877），有合茂、中孚两家钱庄开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有钱庄21家，资本4.1万元（银元，下同），并发行纸币1.28万元。民国5年（1916），有钱庄23家，资本2.78万元，铜元3.7万串，发行铜元券纸币2.33万串。民国23年（1934），鸿记、开源和、裕庆昌、同义和、德盛昌、长春荣、荣丰7家钱庄，总资本达46万元，经营存、放、汇兑业务，以汇兑为主。

　  钱庄的存款分定期、临时、同业存款3种，存款来源，以商界为最多。钱庄的放款，分信用放款、抵押放款、往来透支、同业拆借4种，汇兑有票汇、信汇、电汇3种，汇率：信汇为0.1％～0.2％，电汇高达0.5％。钱庄放款利率，清宣统三年时，最高月息3％，最低0.3％。借款期限，通常以半个月或1～2个月为期，也有以1年为期，甚至3年或5年的，但每年必须清偿利息一次。

　  民国时期，洪江兵乱频仍，周围地区不靖，除大量现金由巨商请兵护送来洪江外，一般商人往来货款主要靠钱庄及大商号汇兑。此外，在洪江还有一种特殊的汇兑方法，即所谓“打条子”，多见于行商。外埠驻洪庄客或商号代表（甲方），为采购商品需要，急需在洪取得现款，以“打条子”的方式，将期票付给洪江的钱庄、商号（乙方），条子上写明金额、付款地点及商号（或钱庄）名称。如付款期在1～3个月的，则甲方只向乙方收取现款95％，最低可降至80％，由于金额巨大，甲方明知吃亏，但因现款运洪不易，仍愿采取这一办法。也有因一时资金周转不灵而打出期条的，这种期条多在汉口、贵阳、重庆及省内长沙、常德、宝庆（今邵阳市）付款，但以汉口为主。经营这种汇兑业务的，除钱庄外，资本雄厚的油、布等商号也兼营此业，每年收付总额在1000万元以上。民国元年，湖南银行虽在洪江设立分行，开办汇兑业务，但信誉远不及钱庄，且民国7年（1918）即已关闭。因此，自清朝末年至民国22年（1933），洪江的金融市场为钱庄所独揽（图3-21，图3-22）。

　　  图3-21  龙船冲票号　　　　  图3-22  龙船冲票号内景

　  （2）银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湖南官钱局设洪江分局，有资本白银4万两，主要办理存款、汇兑业务。民国元年（1912），湖南官钱局改组为湖南银行，洪江官钱局也改为湖南银行洪江分行。民国7年（1918）3月，因时局动荡，湖南银行倒闭，洪江分行不复存在。

　  民国22年（1933）9月，湖南省银行在洪江设立汇兑处。民国27年（1938）后，为适应抗日战争需要，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及复兴等银行相继在洪江设立机构，即中央银行洪江分行（1941年1月～1946年1月）、中国银行洪江办事处（1941年10月～1949年5月）、中国交通银行洪江办事处（1939年～1945年11月）、中国农民银行洪江办事处（1941年9月～1949年）、湖南省银行洪江支行（1933年9月～1949年9月）、复兴实业银行洪江办事处（1940年3月～1949年）、中央合作金库洪江支库。抗日战争胜利后，金融机构多数撤离，到1949年9月，仅存中国、农民、湖南省银行3家（图3—23）。

　　  图3-23  美孚洋行

　  （3）汇兑

　  清末洪江邮局开始经营汇兑业务，由普通汇票逐步增加电汇、侨汇、押汇、特种汇票、定额汇票等业务。洪江外来人口多，商人、店员、手工业者、公教人员赡家汇款业务量大。民国8年（1919）汇出款67160元，汇入款44530元。抗日战争时期，外来人口增多，汇兑业务扩大。民国30年（1941），湖南邮政管理局将洪江改为特类汇兑局，并增办逆汇、期汇、套汇等业务。民国35年（1946），汇出款991.03万元（法币），汇入款664.63万元。以后货币不断贬值，汇兑业务减少，至1949年3月，市场拒收金圆券，邮政汇兑业务完全停止。

　  4、服务业与服务建筑

　  （1）旅栈

　  清代、民国时期，往来客商多住专业行栈，如木商住木行，油商住油号，米商住粮行。到清末民国时期，游玩的游客多了，旅社成了专门供临时过路人留宿的地方。据《洪江市志》载，那时较大的旅社有洪江大旅社、湘黔旅社（附设浴室）、悦来客栈等。小客栈则遍布市内、郊区，大湾塘、带子街、萝卜湾～带均有客栈，接待过境排工、船员工、赶场商贩及寻工的农民。此类客栈，少有雇工，设备简陋，收费低廉。民国18年（1929），国民党政府在洪江也开始征收旅业税，称“旅业捐”（图3-24）。

　　  图3-24  长发客栈内景

　  （2）饮食业

　  洪江地处湘、黔、桂三省毗邻地区，过往人员多，饮食业历来兴盛。抗日战争时期，有酒家、饭店100余家。其经营形式分三类：第一类规模较大，以承办酒席为主，有大观楼、万盛楼、金玉楼、醉仙楼、小嘉庆、资湘一、长洪饭店等，顾客多系富商巨贾、国民党军政人员。第二类经营面点为主，兼营炒菜，规模较小，坐席不多，经济实惠。第三类则系饮食摊贩。

　  （3）镖局

　  清末民初，洪江货币流通量大，因土匪横行，商人携带现金往返困难，除借助钱庄汇兑外，大商巨贾设法将销货款（银元）自长沙等地集中邵阳，然后将银元装入空煤油桶内，焊接封口，雇可靠人员挑运，并请当地政府派军队护送，每次少则百余担，多则数百担，故而兴起镖局这一行业（图3-25）。

　　  图3-25  镖局内景

 　 （4）报刊业

　  民国时期，洪江系湘西重要商埠、军事重镇和政治中心，商界人士为了沟通商业信息，党、政、军界人士为了各自需要，都竞相创办新闻报刊。先后有《洪江日报》、《新湘西日报》、《湘西新报》、《新洪江日报》、《雄溪潮》、《潮报》、《洪江市报》、《洪江晚报》、《西南日报》等报刊（见附录5）。报社就利用当地的会馆、公共建筑作为报社办公、发行地，有的报社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报社建筑也用上了许多西方建筑符号，如拱券、柱式等，再加上中式的晒楼、雕刻，使建筑格外丰富，倒有点折衷主义的味道（图3-26，图3-27）。

　　  图3-26  《洪江日报》报社旧址　　　　  图3-27  龙船冲巷10号

　  5、烟馆、青楼

　  （1）特商

　  经营鸦片（烟土，又名土药）非正当商业，不准加入商会，故名特商，烟土称特货，烟土税名特税。鸦片战争以后，烟禁大开，贵州、云南、四川一带种植烟土多从洪江集散。清咸丰以后，直至民国初期，历届政府均以烟税为军队主要饷源，因而官商勾结，经营烟土。

　  清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置洞庭湖水师，洪江分驻一个水师营；清光绪十五年的文物刻版《洪江街市全境图》可以看到洪江沅水和巫水上都置有炮船。清兵水师当时除了要迎击太平军石达开，防止邻里苗民起义外，主要是堵截走私鸦片。但堵而不止，洪江的大烟馆一度发展到60多家。

　  清咸丰五年（1855），洪江设立厘金局，征收烟税，每担烟土征收白银60～70两。民国初年，湖南守备队第五区司令周则范，在洪江成立保商大队，名日保商，实则征税。民国16～19+年，陆军六师师长陈汉章驻洪江，除利用保商名义，征收烟税外，更与湘乡商人李镇湘合伙开设“谦益和”钱庄，兼营鸦片。民国19年（1930），湖南军阀何键在邵阳设湖南特税处，洪江设分处，征收烟税。后又成立四路军总指挥部监护处，派兵护运烟土，征收护运费。自民国19年至21年7月，两年半时间何键在邵阳、洪江所设的特税处及监护大队征收特税、护运费1150万元，其中在洪江交纳的约占45％。

　  在洪江经营烟土的特商分贵州、江西、湘（乡）、宝（邵阳）兄弟四帮，其中以贵州帮势力最大。贵州的锦盛隆、赵镇鑫、德厚福、怡兴昌，安顺的肖洪源、义兴福、恒兴盛等烟土商号，均在洪江设庄。清光绪三十年（1894）仅锦盛隆一家就拥有资本白银20万两。

　  洪江烟土输出数量，无翔实资料，据《育婴小识》特商交纳育婴捐款推算，自光绪六年至十二年（1880～1886），平均每年运出6000担。民国23年出版的《工商半月刊》中《洪江主要商业调查》一文记载：“洪江烟土集散，往年兴盛时期数量达四万担，去年经洪江转口之特货，凡二万担，值1500万银元。”

　  洪江在“贵州”、“江西”、“长沙”、“宝庆”几家会馆设立公栈，集中堆放烟土，武装监守，纳税以后才能提运。运出原系水路，从洪江装船经沅陵、常德运销武汉、京、沪各地。后何键为防止烟税落入控制湘西的陈渠珍之手，乃全部改由陆路，从洪江肩挑经洞口至邵阳，再转运长沙及省外。陆运每次数百担至千担，前后军队护送，日行六七十里，俗称烟帮；回程运送银元及布匹、百货，俗称银帮。

　  洪江因系鸦片集散地，吸食鸦片者众多。据民国24年（1935）2月10日长沙《大公报》“如此洪江”一文记载：“洪江有烟馆二百零六家，吸食鸦片者二万余人，占总人口十分之六七。”国民政府虽曾几度倡议禁烟，但时禁时驰。民国25年（1936）严令禁烟，烟庄被迫歇业，烟馆转入地下，吸食者日益减少。1952年开展禁烟禁毒运动，遗祸百年的鸦片才在洪江绝迹（图3-29～图3-30）。

　　  图3-29  烟馆入口天井细部　　　　  图3-30  烟馆的太平缸

　  （2）青楼

　  洪江的青楼也是为南来北往的商贾而开的。做生意的人多了，在洪江中转的船家多了，妓院便成了那些游身在外的男人寻欢作乐的场所。在洪江古商城的发展史上，余家冲和木栗冲所在方位在清代称“康乐门”，相邻的街道称“梨子园”，这两条街从唐代起至建国前一直是烟馆妓院的聚集地，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青楼市场。据说，民国以前妓院数目多达50余家，这50余家都是在政府挂了号、要上花税的，这类“正规”妓院叫做“堂班”。至于暗娼暗妓就不可数计了。在洪江众多的商馆义园中，有意思的是妓女们也有自己的行业同公会，会址在“三清官”（图3-31）。

　　  图3-31  康乐门

　  余家冲妓院的窨子屋一般的组成结构是：高高的围墙内，屋檐有S形卷棚封檐，木质结构的楼房可直上三层，每层都有若干个别致的小房间，第三层上有一个天桥，将窨子屋南北连通。楼内窗框和走廊都是雕花细木，可以想象当年的富丽堂皇。余家冲古巷的窨子屋与其他街巷的窨子屋有些不一样，一般原富商家居的窨子屋除了高大气派的正门外，顶多在正门旁还有一个小侧门，为佣人或工人进出之用，周围均是无窗的高墙。而稍讲究和上档次的青楼，每层都有单独开辟的下楼的出门道口，这就是洪江人称之为“暗道”的出口。木栗冲街道也是大烟馆和大妓院的场所之地，这里的妓院是交了花税的“堂班”（图3-32～图3-35）。

　　  图3-32  青楼（东海堂）全景　 

　    图3-33  青楼（东海堂）内庭院

　　  图3-34  青楼（邵兴班）入口　　　　  图3-35  青楼（邵兴班）内天井

　  建国后，人民政府对妓女进行管制性治病、教育并解散，许多妓女从良，参加工作。如今，妓院早已人走楼空，住进来的都是后来的居民。

　  6、水运业与码头

　  洪江地处沅水上游，水运得天独厚。洪江港开辟较早，清康熙十五年（1676）即有万寿宫、司门口、一甲巷、贵州馆、塘坨、犁头嘴、长郡馆、松林、洪盛、火神巷、赵家和廖码头12个码头。民国初至26年抗日战争前，又陆续增建飞山宫、炮铺桥、大佛寺、太平宫、关圣殿、宋家、三甲巷、湘乡馆、鼓楼脚、麻阳馆、陆家、申家、左家和岩码头14处，连同市辖区内的柳溪、横岩、岩门，共有码头29处，绝大部分为装卸码头。另有回龙寺、青山脚、大湾塘、萝卜湾、滩头、岩山脚、月亮湾、蛤蟆岩、马羊山、草鞋塘等坞址，均为木材的停靠、编扎和起运场所。这些码头、坞址，大都由油、木私商及各地会馆所建，由于设置密度不合理，加之历年洪水冲洗，又未及时整修，以致石阶残缺不全，影响搬运装卸效率。

　  清代，洪江港口码头由搬运行业工人装卸货物。民国21年（1932），共有码头工人422名，按不同码头分别装卸桐油、食盐、大米、石灰、百货、布匹等不同货物。工人分为河东、大码头、廖码头、洪盛、辰沅、一甲、灰码头、狮子楼等10个班，每个班由1～2名“夫头”管理，夫头不仅对工人进行经济剥削，还常以“违规”、“货损”等为借口，任意打骂或开除工人。当时工人每运输货物一担，需向夫头交纳所谓“帮脚”铜钱十文。

　  洪江的古码头从明代开始繁忙，到清朝的康熙、雍正年间更是繁华的鼎盛时期。唐宏先生在《洪江文史第七辑》中认为洪江48个码头的来历与神秘的湘西巫傩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洪江三面环水，水是洪江进出湘西的主要通道，也是洪江经济的主动脉。因此，在洪江水旺是商人和工人们的最大愿望。旧时，每遇久旱无雨，年成不好或地方不干净，老百姓便会请高僧、道士、巫师设坛念经做法事，人称“打醮”。设坛求雨，称打雨醮；祈求平安称打清水醮；驱邪又求雨称打罗天大醮。打罗天大醮期间，民规民约极严，老百姓到求雨坛观看不准打伞戴笠，从设坛起香到散香前，任何人不准吃荤、宰杀，屠夫的屠刀都要封存在屠业行会“三义宫”内，就是小商小贩卖的干鱼干肉也要进行清点贴上封条。据说按照老辈留下来的规矩，由于打罗天大醮要48天夜以继日不停敲明钟，还要放48个焰口，规定放焰口的地方必须是通衢水陆码头，而且每天要换一个地方，故有了48个码头之说。

　  在清代光绪十五年绘制的《洪江街市全境图》上，28个商业码头是：

　  1）柴码头；2）新码头；3）高码头；4）左家码头；5）申家码头；6）杨家巷；7）塘坨码头；8）新安码头；9）廖码头；10）太素巷码头；11）松林码头；12）大码头；13）三甲巷码头；14）洪盛码头；15）宋家码头；16）同仁码头；17）赵码头；18）吉庆码头；19）七属码头；20）辰沅码头；21）一甲巷码头；22）武宝馆码头；23）福建码头；24）山陕码头；25）大佛寺码头；26）江西码头；27）贵州码头；28）六甲码头。

　  在《洪江文史资料》中唐宏先生回忆的民国时期洪江码头有：

　  1）苗船码头；2）炮铺桥码头；3）长沙会馆码头；4）贵州会馆码头；5）万寿宫码头；6）大佛寺码头；7）岩码头；8）财神巷码头；9）太平宫码头；10）一甲巷码头；11）辰沅会馆码头；12）关圣宫码头；13）犁头嘴码头；14）蒋家码头；15）赵家码头；16）铜仁码头；17）宋家巷码头；18）洪盛码头（现大桥头）；19）三甲巷码头；20）大码头；21）松林码头；22）太素巷码头；23）廖码头；24）司门口码头（即徽州会馆码头）；25）粪船码头；26）塘坨码头；27）杨家巷码头；28）申家码头；29）佐家码头；30）高码头；31）湘乡会馆码头；32）古楼脚码头；33）沙子坪码头；34）铁山脚码头；35）江坎脚码头；36）司门前码头；37）陆家码头；38）麻阳会馆码头；39）鼎锅厂码头；另后街旱码头有：40）天王庙码头；41）青山界码头；42）高坡宫码头；43）北辰官码头；44）康乐门码头；45）狮子楼码头；46）胡家坪码头；47）长码头。再就是庆安里还有一个旱码头也称高码头（图3-36～图3-38）。

　　  图3-36  洪江现存的高码头　　　　  图3-37  贵州码头遗址

　　  图3-38  七属码头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