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在观照民俗文化时，其选择取向往往是单一的，即或取眷顾态度或持批判立场。唯独沈从文例外，他在观照湘西边地民俗文化时，既彰显其优美、和谐的一面，又批判其落后、滞重的一面，呈现出双向选择的取向。

　　民俗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模式”，在外显层面表现为民族最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样式，在内隐层面蕴藏着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民俗文化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有着巨大的“塑造力”。正因为如此，大多中国现代作家特别是乡土作家都愿意将民俗文化作为重要的审美对象与表现内容。他们从惯常的民俗生活入手，解剖国人的文化性格，揭示传统文化的病症，探寻民族文化的改造之路。当我们审视这些作家的民俗文化选择取向时会发现，展露在他们创作文本中的文化指向往往是单一的：或因见出其中的优秀基因而取眷顾态度，或因发现其中的种种弱质而持批判立场。唯独沈从文例外，他在观照湘西边地的民俗文化时，呈现出双向选择的取向。

　　一

　　在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感召下，21岁的沈从文来到京城讨生活。但是，京城迎接他的不是拥抱，而是排斥。他身上那种强固的乡土文化心理积淀，与畸形病态的都市生活经验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和冲突：“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湘西生活的“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作家与都市现代文明的严重对立情绪，直接导致了他对湘西乡村文化的神往与对都市文化的鄙视，并形成了试图从原始古朴的湘西风俗中挖掘出生命热血和美好人性来抵制都市文化，进而改造民族文化的创作倾向。

　　沈从文在其所置身的都市文明中，在其所置身的知识者中，到处发现缘于“文明”、“知识”的都市“阉寺病”。又正是种种都市“阉寺病”，使他发现了湘西精力弥满的强壮生命与情欲奔放的健全人性。于是，沈从文一再借助湘西楚地巫风、民间娱乐和婚恋风俗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凸现出湘西社会的雄强生命力。作家尤其擅长的是从性爱方面人手，尽情张扬湘西男女的生命情趣。湘西少数民族的情爱表达方式，与信奉男女授受不亲的汉族迥然不同，他们鼓励青年男女自由交往，如“苗族青年男女婚前的两性生活颇为自由。处女与人通者，父母知而不禁，反以为人爱其女之美。有时女引其情郎至家，父母常为杀鸡款待，甚至设置公共房屋，专为青年男女聚会之用者。”所以，在《雨后》、《旅店》、《采蕨》、《柏子》等系列作品中，沈从文遵从了湘西这一特殊地域的风土人情，创造了一个个富于浪漫情调的情欲世界。《雨后》中那一对情窦初开互相爱悦的乡村少男少女，因为“自然”的陶醉，做了“神圣的游戏”。《旅店》中的年轻漂亮女老板黑猫，因为丈夫已经“安安静静睡到土里四年”，体内春心涌动，渴望得到“一种圆满健全的，而带有顽固攻击”，于是与一个熟客作了一阵“顶撒野的行为”。《采蕨》中的阿黑和五明，因“生命逐渐成熟”，都有了“撤野”的冲动，两人就在“草坪上玩一点新鲜玩意儿”。《柏子》中那个永不疲倦的水手，日里爬桅子唱歌，夜里“粗卤得同一只小公牛一样”，“将这一月贮蓄的金钱与精力，全倾之于这妇人身上。”在这个情欲奔放的世界中，沈从文发现的并不是性欲的放纵，而是生命原欲的恣肆喷发。总之，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如水手、农人、军人、娼妓、土匪等，不仅具有旺盛的情欲，而且敢于充分地利用造物主的赐予享受生活。他们的爱欲虽不像城里人那样斯文，充满疯狂的野性与粗卤，但毫不做作。也正是这种粗犷和放纵，让人感受到湘西乡下人身上那种飞溅的生命激流和张扬的生命强力。

　　通过对边地奇风异俗的描摹，彰显湘西“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是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基本特征。在《龙朱》、《月下小景》、《神巫之爱》等作品中，作家一再借助苗族浪漫的“对歌求偶”婚俗，凸现湘西青年男女对感情的专一坚贞。湘西青年男女在恋爱时不以“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为条件，没有现代社会有形秩序与无形观念的束缚。如《月下小景》中的男子用歌声去追求一种“不要牛、不要马、不要果园、不要田土、不要狐皮褂子同虎皮坐褥”的爱情，《龙朱》中的女子认为爱情是“抓出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更为可贵的是，湘西的青年男女为了爱情，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他们的爱情能够经受种种困难乃至生死的考验。在《边城》、《雪晴》等作品中，作家一再渲染边地醇厚的乡风民情，展示湘西社会质朴和谐的人际关系。《边城》中的茶峒，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城中人家门不闭户，地方老小路不拾遗。商人经商诚信第一，做“船上生意经”的“不必作数目上的讨论”，河街上的买肉屠户从不让顾客吃亏，就连吊脚楼女子都能“守信如约”，“遇不相熟的主顾，做生意时得先交钱，数目弄清楚后，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在《边城》、《长河》、《船上岸上》、《灯》等作品中，作家依据边地独特的豪侠之风，刻画了湘西边民重义轻利的道德情感。沈从文笔下的乡间灵魂，大都耿直豪爽，慷慨大度，重情重义。乡绅待人宽厚仁爱，处事公正无私，不但从不欺世压人，反而乐于为人解忧，凡遇他人求助莫不倾力相助；乡民为人质朴醇厚，做事尽职尽责，不但从不贪图金钱，反而轻财仗义，似乎活在世上只为他人生活得更幸福。所以说，沈从文作品中的“生息在田野晨阳空气中那些厚道而简单的灵魂，”几乎人人冰清玉洁如处子，个个乐善好施是君子，他们“都有一棵伟大的心”，“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他们“无不先人而后己——无己”。

　　在沈从文看来，湘西边民的这种雄强生命力与美好人性代表了人类文化中的“一面纯洁无暇的镜子”，代表了“古老的充满活力的生存模式”，是“中华民族在其青春年华所处的精神状态”。作家一再在其作品中彰显这种雄强生命力与美好人性，“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将这分野蛮气质当作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

　　二

　　但是，沈从文作品中“桃花源记”所载人事遗迹，只不过是人们对湘西的“片断印象”与“幻觉与错觉”，是作家通过对往日湘西的“想象”而编织的美丽梦境。作为一位关注现实的作家，不可能永远沉迷在那些虚无缥缈的梦境中。当沈从文直面现实湘西时，发现想象中的牧歌情趣已不再可寻，相反，作家看到更多的是风俗中落后、滞重的一面。于是，沈从文忍不住用犀利的笔触挑开了那层浪漫温馨的面纱，冷峻地揭示了封建宗法制乡村社会的沉疴痼疾，以文化重建的视角观照湘西社会亟待改造的一面，从而构成对湘西社会落后风俗的尖锐批判。

　　沈从文首先揭示的是地方恶俗对人性的摧残与对生命的漠视。湘西为闭塞落后之地，自然条件恶劣，理性精神尚处在蒙昧状态的乡民特别容易受蛊惑，以致迷信禁忌、拜神祈福等种种鄙风陋俗盛行，这种鄙陋习俗带给湘西乡民的不是福祉而是痛苦。《月下小景》中的寨主独生子傩佑与恋人爱情深笃，到了谈婚论嫁时，遇到了“魔鬼作成的习俗”的困扰。当地习俗认为“处女是有邪气的东西”，所以“女子可以和第一个男子谈恋爱，却只允许和第二个男子结婚。”一个男子若“可以得到女人的贞洁，就永远不能得到他的爱情，”否则，女子就要被族人捆上石磨或沉潭或抛到山洞中。傩佑和恋人不能等别人把姑娘蹂躏后再订终身，更不愿情人跟别人结合。于是，他们在“得到了对方的爱”之后，吞下毒药，殉情自杀。作品揭露了宗法乡村的处女禁忌习俗对美好爱情的阻碍与扼杀。等级尊卑、婚丧嫁娶等风俗文化代表了乡村封建礼教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乡村宗法制文化心理的集中反映，所以深受沈从文关注。虽然湘西的少数民族鼓励青年男女自由恋爱，但当地的汉族依然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俗，流行“大女人小丈夫”的童养媳制，这些陋俗给湘西青年的婚姻带来了巨大的不幸。《萧萧》中的萧萧十二岁就成为童养媳，她丈夫只有三岁。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身体发育趋于成熟，而丈夫仍不谙世事。春心萌动的萧萧在和花狗大“自由”了一回，“变成个妇人”后，面临着被族长“是沉潭还是发卖”的惩罚。作品揭露了宗法乡村童养媳制对人性的戕害。湘西因远离文明开化，故在剽悍的民风中存有种种残忍习俗，这些习俗对生命的冷漠与轻视程度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巧秀与冬生》中年轻的巧秀母亲不甘守寡，与一个打虎匠相好，被人“捉奸捉双”后，“照老规矩沉潭”。于是，巧秀母亲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族人“剥个精光，两手缚定，背上负了面小石磨，”推到潭中最深处溺死，围观者不但没有一丝不忍之色，反而“得到一种离奇的满足”。作品揭露了宗法制农村沉潭习俗对生命的践踏。——作家笔下的宗族制、童养媳、原始禁忌和沉潭等习俗是何其的狰狞。

　　让沈从文更加忧虑的是，随着“文明”的入侵和农村经济的崩溃，在金钱与权势等因素的干预和制约下，湘西淳朴的世风消失了，健康的人性在时代大力的重压下坍圮。“一入辰河流域，……便见出变化中的堕落趋势，即农村社会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的人生观。”“地方的好习惯早已消灭了，民族的热情也下降了，所有的女人也慢慢的象大城市里的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为无用的东西了。”于是，沈从文一再在作品中揭示湘西淳朴民风恶化后，正常人性被扭曲、异化的事实。《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中的苗村北溪设官后，“地方上每个人皆知道了一些禁律”，不仅禁止在迎春节醉酒，而且还勒令平时信仰天的改为信仰大王。通过湘西“改土归流”事件，寄托了原始文明被封建文明取代后，边民原始人性面临多重炙烤，不能自由表现的寓意。《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中的豆腐店老板，虽然发疯般地爱着商会会长之女，但因地位卑微，无法接近，只有待她死后，通过盗尸、奸尸来“真正”地得到她。作品表明了自然人性已被物化的社会所扭曲。《边城》中的二老和翠翠是一对相互钟情的恋人，由于财富和权势因素的介入，使他们纯洁而美丽的爱情遭到狰狞的暗流。作品揭示了在宗法家长制和财富的干涉破坏下，爱情这一男女之间纯美人性的结晶，正畸变为世俗社会中的交易品。《丈夫》中的乡下夫妇，视女子出卖身体为“名份不失，利益存在”的“极平常的事”，所以丈夫把新婚的妻子送到河船上“做生意”，把两性关系物化成可“出让”和待价而沽的“商品”。作品揭露了在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的双重压迫下，健康人性已经变异。——恶化后的湘西世风又是何其的残忍。尽管沈从文出于实现平淡自然审美情趣的需要，有意识地将落后习俗的狰狞面目与淳朴世风的恶化程度作了抒情化地改造和处理，但作品的字里行间汩汩涌动着作家不可遏抑的愤怒情绪，平静的叙事表面仍然无法掩抑湘西乡风民俗透露出的野蛮性与非人道性。沈从文一再揭示边地乡风民俗的野蛮性与非人道性，不仅构成对湘西社会落后风俗的尖锐批判，而且昭示剔除传统文化种种弱质，实现民族文化重建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所以，沈从文在观照湘西乡风民俗时，彰显其优美、和谐的一面，表达了提取传统文化优秀基因，复兴民族文化的主张，又批判其落后、滞重的一面，体现出剔除传统文化种种弱质，改造民族文化的立场，呈现出双向选择的取向。如果说中国现代作家视特定的地域风俗为乡土文学的重要审美对象是一种普遍现象的话，那么，象沈从文一样对风俗文化进行多视角透视则鲜有其匹。唯其如此，才见出沈从文对湘西风俗文化的成熟思考，更显出其乡土小说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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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4）04—038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