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坪古村的名气有多大？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历史记载，但生活在荆坪古村的村民仍旧过着小桥流水人家般的恬静农家生活。种田的年复一年种稻田，网鱼的年复一年在氵舞水河上网鱼，孩子们年复一年的读书玩乐，人们年复一年过着平淡而温馨的三代、四代同堂的生活。直到4年前怀化市副市长钟益生通过中方县旅游局肖武的推荐，发现荆坪古村的幽美，之后告诉我，建议笔者抽时间去看看。才发现氵舞水河畔这座掩没在古树中的村落。之后本市美术界朋友们的调侃重新引起我的注意。
荆坪古村是以古文物遗址之古老和有价值，而在《中国文物地图集》上占有一席之地的。
最初发现荆坪村上了《中国文物地图集》是一次偶然。
做学术的学者都知道，文化人类学离不开考古学，许多历史背景和渊源都来自于考古的发现。长江文化中沅水、氵舞水流域与人类文明发源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因此，《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为荆坪古村展示了一个图中图，用1：11000的比例，标出的面积有10多平方厘米，这在《中国文物地图集》中是很了不得的。可见其位置之重和影响之大。在这10多平方厘米的平面图中标有旧石器时期的“荆坪遗址”、“新塘战国遗址”、“潘氏祠堂”、“文昌阁”、“伏波宫”、“节孝坊”、“古井”、“正经坊”等文化遗址。这对于一个至今也只有400多户人家的小小村落来说，在全国是十分罕见的。这也正是荆坪古村的神奇所在。
（一）5—10万年前的古人类群居遗址
古人，英文为Paleoan-thropus，专业解释是介于猿人与新人之间的人类。生存于一二十万年以前，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其文化属旧石器时代中期，国际术语称之为“莫斯特期”，英文为Mousterian period。
说起古人类，最早引人注意的是1856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尼安德特河流域附近洞穴中发现的尼安德特人。所以国际考古学界把这个人类发展阶段又称之为尼人阶段。一百多年来，世界上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数十处，共有一百多个个体。
在中国占代史上，中国古人类从古猿进化到猿人，有“元谋猿人”、“蓝出猿人”和“北京猿人”。历史最长的距今一百七十多万年左右，北京猿人也有五六十万年。中国古人类是在猿人上的进化，从史书上看，中国古人的年限应该在三四万年至三十万年之间，因此史书上记载“大约到三四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从古人进化到新人阶段”。
怀化市境内有二处5～10万年前的古人类群居生活遗址：新晃侗族自治县有一处，中方县的荆坪占村一处。这两处遗址，都位于氵舞水河畔。换句话说，当别的地方的古人类还生活在山洞、树上时，我们这里的古人类就生活在河边了，说明这里的人类文明进步无疑比别的地方早很多年。
荆坪遗址位于荆坪村新圆组，又称新圆旧石器时期遗址，现在荆坪小学校园内。发掘于1986年，面积约500平方米，文物堆积厚约2.5米，分二层：下层是旧石器，发现于第四位黄色亚粘土层内，距地表面1.2～2米，采集工具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其原料为细砂岩砾石和石英砂砾石；上层采集有新石器时代打制石镰及夹砂红釜、罐残片等，陶片饰有印纹、几何纹等简单条纹。
2003年11月1日，在中方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宋峥嵘的安排下，我和中方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思俏再次到荆坪采风。荆坪管委会的杨荣欢带着我们到田野拍土地庙时，小杨告诉我，这些田地上随便动一下便可以找到古陶片，说着他埋头在地里寻了几秒钟，就从地里拿出一块陶片递给我看，还真是旧石器时代那种夹砂红陶片。之后中方镇文化站站长张化友又带着我到荆坪村踉天组去拍摄“伏波宫”，在经过村支书潘存常家沟边土坎时，小张告诉我，这里随便挖一下就有战国时期的文物残片。说着他顺手拿起潘支书家门边的锄头，就在水管处刨了几锄，还真看到刻有印纹的古陶片。让我大为惊叹。人们千辛万苦都找不到的古文化遗址宝贝，在这里随地可触。
我在考察荆坪古遗址时，对照了有关资料和实物，产生许多疑惑。如，荆坪遗址年代定为5—10万年前的古人类群居时期，从荆坪挖出来的文物有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石器，而据国家有关资料记载，只有在五六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时期，猿人用的生产工具才是石头打制的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砍砸器用来砍树，刮削器和尖状器用来剥兽皮、割肉和修整木棒。为什么荆坪古遗址出土的同类文物是在5～10万年前？而北京猿人却是在五六十万年前？再者，三十万年前的“丁村人”古人类，他们那时的生产工具已比较精制，有三棱形的尖状器、石片周边通过打制而制成的多边形器和多边形的石球等，这一点远比5～10万年前荆坪遗址的打制石器要精细得多，但荆坪遗址远比“丁村人”晚20～25万年，这又是为什么？
疑惑归疑惑，即使荆坪旧石器遗址在古人类时期中算是较晚期的，但在中国考古史上，它也算是屈指可数的占人类遗址。据中方县政协文史委编辑的《荆坪古文化村》有关资料记载，荆坪遗址于1986年发现之后，同年9月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吕遵锷教授专程来到荆坪，鉴定荆坪新圆遗址，并命名为“氵舞水文化”。鉴定内容已纳入北京大学教材。
在这只有1.5平方公里的小小村落中竟然蕴藏着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是一块文化底蕴很深的土地。
（二）新塘战国遗址
《中国文物地图集》中标识的荆坪“新塘遗址”，为战国时期古城址。新塘遗址坐落在荆坪古村的新塘村民小组和踉天村民小组之间，当地人又称“踉天古城遗址”。
荆坪村总面积8平方公里，村内面积约有1.5平方公里，荆坪行政村辖有双丰、新圆、牌坊、新塘、踉天、鱼形6个村民小组。荆坪遗址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战国遗址到明清遗址都分布在这六个村民小组的土地上。
新塘遗址与潘氏祠堂相隔一片田垅，荆坪的六个村民小组围绕着那片广阔的田野居住。新塘战国时期遗址位于荆坪村的新塘和踉天组交界的地方，是一处战国时期的古城。这座古城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物堆积厚约1.5米，已暴露的断层有2米高、4米宽、200米长的夯土墙垣，墙垣基脚出土有泥质红陶、灰陶残片和青灰色的泥质鬲腿。
在新塘和踉天战国古城遗址仅存的这处墙垣中上部，出土大量青灰或红色强纹瓦，北角城垣内侧有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重修的伏波宫和记事碑刻，正面嵌刻“伏波宫”石匾一块。
当我在《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上看到新塘战国遗址时，我才反映过来，原来事先我们在荆坪采访时，在田野上随处可见的古陶片就是二千多年前的战国至以后历代村民生活的残物。
学过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战国时期有奴隶制的残余，更多的是随着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上升为社会的统治者之后，封建地主私有制得到迅速发展。那个时期最显著的变化是土地改革。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发生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荆坪的农耕技术之所以如此丰富和规范，从新塘战国古城遗址文化来看，与商鞅当年的变法或许有着某种关系。
商鞅在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实行了两次变法，变法过程中曾遇到旧贵族阶级的极力反对。商鞅为了保证变法的成功，采取了极端暴力的措施，对反对牵头的公子虔施以割鼻的重刑，在渭水边一次就镇压了700多个破坏变法的旧贵族。商鞅变法前后进行了二十余年。其中最主要的改革内容就是关于农田的。
商鞅在其变法中规定，开阡陌（纵横道路）封疆（田界），把土地授与农民，根据土质情况，每年可以连续种植的，每户百亩；种一年轮休一年的，每户二百亩；种一年轮休二年的，每户三百亩。土地可以买卖。国家征收土地税。
二千多年前的商鞅变法，无疑发展了当地的经济和农业生产。史书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陪悦”，“乡邑大治”。可见当时农民开垦荒田的积极性。再从荆坪古村那片广阔的田垅上到处都是古文物残片看，可以想像战国时期这里的繁荣昌盛。
当年卫国的商鞅虽然是在秦国进行的变法，而荆坪这个小小的村落属于楚国，但秦灭楚之后，曾一度统一。从如今荆坪战国时期古城所处的位置和先民曾开垦过的土地之广来看，当年多少执行过秦国的垦荒法则或鼓励，否则至今也只有400余户的荆坪古村人，在二千多年前人数户数更少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开辟1000多亩田地的。如今我们站在田野中，走在扎满稻草、绿树成荫的田间小道上，愉快地体验荆坪古村的农家田园风光，感受二千多年前古城的繁荣昌盛，也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
（三）伏波宫
位于氵舞水河畔荆坪古村踉天村民小组之地的伏波宫，是为纪念东汉新息侯伏波将军马援老年西征，壮志末酬而修的宫殿式祭祀寺。
马援是战国时期赵国赵奢（马服君）的后代，为“吏二千石”世家。所谓“吏二千石”指的是每年可以领受朝廷俸禄二千石（太守）的大官。并子承父职，世代为官所形成的世族（袭）地主豪门大户人家，历史上称之为“门阀地主”，它是东汉时期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一个贵族阶层，这种世族的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马援在中国著名的史书《后汉书》中有“卷24本”中有专门传记载。《中国古代史》上也有记载。
荆坪伏波宫记载了公元49年发生在湘西沅水、氵舞水一带的一个历史事件，并由事件主人翁伏波将军马援的事迹组成了“穷当益坚”、“老当益壮”、“马革裹尸”三个成语典故。《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常常对部将说：“大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马援又说：“好男儿当为国战死疆场，以马革裹尸还葬”。后来这三句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成语。穷当益坚，说的是有理想的男人，意志要越穷越坚；老当益壮，说的是人到老年，气概要越老越强壮；马革裹尸，说的是好男儿战死疆场，是重于泰山的事，用战马的皮，包着尸首回来。
东汉光武帝建武25年（公元49年）发生在今湖南省怀化市沅陵、辰溪、黔阳（今洪江市、中方县）等地的一件史书上记载的历史事件，让62岁的伏波将军马援真的“不成功便成仁”，实现自己的誓言。
话说东汉光武帝刘秀朝政23年（公元47年）的那年冬天，五溪蛮当时的郡府之地，现怀化市沅陵县苗族首领相单程，不满东汉王朝的统治，举行武装起义。相单程的起义立即得到五溪（五溪即五陵，古区域。指今湖北鄂西部分地区、重庆黔江部分地区、湖南怀化市全部、湘西自治州全部、张家界全部、贵州黔东南部分地区）各地人的纷纷响应。
刘秀闻知，即派武威将军刘尚率南郡、长沙、武陵兵一万多人，溯沅水入武陵对相单程起义军进行镇压。刘尚轻敌，又长途远征，人生地不熟，征伐之事进行得很艰难。还没到沅陵，就在离沅陵70来公里的辰阳县（今怀化市辰溪县）城东南5里处筑垒屯兵，由于当地百姓不支持朝廷官兵，刘尚的部队终因粮少食绝，无奈之下撤退引还。相单程候准机会，率起义军据险截击，穷追猛打，刘尚部大败，几乎全军覆灭。相单程声势大振，顺势又攻占了临江的所有县城和沿沅河、氵舞水河等当时中原通往西南及古西域的交通要道，一时威震五溪。荆坪村就位于氵舞水河与沅江交汇的宽口处，又是千亩良田之地，为兵家供给最佳之地，所以也是历代兵家必占之地和屯兵之地。
第二年光武帝刘秀又派礼宾官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领兵讨伐。仍“未能克”。建武25午（公元49年），年届62岁的伏波将军老将马援主动请命，率兵出征。光武帝刘秀考虑马援年纪老了，没有批准他的要求。马援不服气，当场披甲上马，在马上昂首挺胸，挥舞兵器，十分威武。光武帝不禁赞道：“矍铄哉，是翁也！”意思说多么精神啊，这位老将！于是封马援为“新息侯”，拨调12个郡的兵勇给马援，马援又进行了募士（招兵），加上驰刑，共整集了四万余人，浩浩荡荡向五溪进发。
相单程夜袭马军，没有成功，还损兵折将打了大败仗，损失了2000多人，无奈只得率领余部撤回沅陵，以沅江清浪滩的激流险阻为隅，进行拚死抵抗。
马援求功心切，沿氵舞水、沅江溯江而上，直扑沅陵，被阻隔在清浪滩对岸，因清浪滩浪高激流，万分险阻，攻打数月，始终不克。马援部被陷在清浪滩南岸壶头山（今沅陵县高坪乡境）桐木溪、楠木坪一带进退维艰，时值五月，湘西高山森林嶂气和瘟疫四起，将兵病死很多，马援也病倒在军营，他的部将都劝他撤军回师，马援不肯，誓死在军营。马援死在军中后，他的部将为了实现老将军的遗愿，假传圣旨，设计布局镇压了相单程。马援也被他的部将用马革裹尸运回了京都。“马革裹尸”从此成为愿为保卫国家而战死疆场的一句豪言壮语。“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也成为表示不服老、不怕穷的豪迈之词。在以后的各个朝代中，多少文人为此抒怀感慨。唐朝王勃在他的《滕王阁序》中这么言道：“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道出了世世代代有志者的理解和志向。
由于当年马援沿途走过的地方很多，所以至今在沅水、氵舞水河以及从古都到湘西的一路水途中，不仅广西沿途的桂林、龙州、崇左、宁明、钦州、防城、是思等地方都修有“伏波庙”和马援兵营旧址。湖南境内就更多了，几乎一地一个伏波宫。
荆坪村的伏波宫就是为了纪念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当时在此驿站屯兵修整、战斗而修建的。其始建时代有说是汉代，也有说不详，至少在明代以前曾经香火旺盛过多次。因为这里是古驿站交通要地，所以经常遭到战火洗劫。全明代万历45年（1617年）重建后刻石碑，才保存至今。
伏波宫坐南朝北，平面呈长方形。四周砌封火山墙，即“窨子房建筑”，墙壁高4米，占地180平方米，正殿为三开间，如今墙院内开间已拆，正殿与隔间不知什么时候被拆，正殿与院坪通畅平坦，进深4.5米。
伏波宫为硬山顶，盖小青瓦，穿斗式梁架，梁上雕有形象的图案和逼真的造型，莲花瓜柱，柱与基之间垫有木块。青砖地面，大青石铺路，墙壁上还绘有明代、清代不同时期的壁画，图案是鲤鱼跳龙门、龙凤呈祥等彩画。伏波宫的大门正面上嵌有隶书“伏波宫”石匾，左墙壁镶有明万历45年《重建伏波马援侯祠碑记》一方，汉白玉石，高1.6米，宽0.72米，阴刻楷书，载有建筑沿革及重修之事，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从现在伏波宫古墙壁上还可找到不同时代的壁灰。
（四）潘氏祠堂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唐代诗人孟浩然在诗中道出了历史演变的哲理关系和真理。
荆坪村的潘氏祠堂之所以纳入《中国文物地图集》，除了祠堂的建筑物时间久，历史长之外，还因为这个祠堂的历史与国家某一时期的历史有着渊源关系。
荆坪潘氏祠堂的始太公是北宋初年潘美将军次子潘惟道的长子潘贞周。据潘家族谱说，潘家正是因为先公潘美抗辽失败，致使杨业牺牲，老太君上诉，才被贬到古楚之地。贬迁到荆坪的并非潘氏全家，而是潘美次子潘惟道五个儿子中的前三个儿子，即潘美的三个孙子。世袭父职官爵光禄大夫的二长孙潘贞周和他的家人被贬荆坪；潘贞周的二弟明周落户靖州（现同在怀化市的另一个县）；三弟能周落户长沙，后在云南当官。
说到潘美，后人知者不多。但说到“杨家将”和《杨家将》中的奸臣潘仁美，国内和国外华人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关于潘美的历史，《辞海》是这样介绍的：“潘美（925～991）北宋初年将领。字仲询，大名（今属河北）人。宋初灭南汉、南唐、北汉时，担任大将。后以宣徽南院使、开府仪同三司任三交（在今山西太原北）都部署，负责北方边防。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攻辽，指挥失当，致名将杨业陷敌牺牲。旋以业妻折太君提出控诉，受降级处分。后又加至同平章事。”
《上下五千年》之《杨无敌》故事：杨业原是北汉国主刘继元的手下，公元979年刘继元被宋太宗打败，只好投降归宋。杨业也跟着主子归宋，并当了大宋的大将军。雁门关一战，杨业以几千兵对十万辽兵并获大捷，被颂为“杨无敌”。宋太宗视之为功臣。几年后，宋朝想乘新辽帝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之机攻打辽国，于是组成了三路军进攻辽国。潘美是其中一路的将军，杨业是副将，还有一个监军叫王侁。本来潘美一路人马出了雁门关打了胜仗，收复了四个州，但另一路曹彬的主力却大败。于是宋太宗命令撤退。在撤退时，杨业提出佯攻伏击战术，掩护军民撤退。但监军王侁却轻视敌方，叫杨业大张旗鼓行军撤退。潘美也同意监军王侁的意见，杨业只好服从军令，悲痛地说“你们一定要打，我可以打头阵。现在大家责备我避敌，我不得不先死。”杨业出发前又提出请潘美和王侁在前面陈家峪埋伏，做好接应，或许可以转败为胜。结果，当杨业退至陈家峪时，不见援兵，只好转身拚死到底。原来潘美和王侁在陈家峪等了一天不见杨业过来，监军王侁以为杨业打了胜仗，一定是辽兵退了，他怕杨业抢了头功，催促潘美撤去伏兵，离开了陈家峪，等他们听到杨业兵败，不但不拚死援救，反而往另一条小道逃跑了。所以宋太宗把潘美降职处分，王侁革职查办。用现代法律解释，致使杨业牺牲的罪魁祸手应该是王侁而非潘美。潘美充其量是从犯，且是因为执行军令所致。就因为戏剧作家对历史事件的夸张，便形成了现今的难堪与狼狈。
历史归历史，纵使潘家的后代有千般委屈，潘家的先祖在历史上不论是英雄还是枭雄，总是一代名人。在这个祠堂的后代中，还出过乾隆皇帝的师傅、宋朝二品光禄大夫、上海县的知县、福建即补巡府、登士佐郎、江浙知府和湘西有名的土匪头子等。如果把潘家族谱所述子孙任职之地的潘家名人算在内的话，还可能有中共党史人物潘汉年和潘梓年等。如今健在的拥有最高学位和职称的是国防科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潘存云。还有几位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学子。
荆坪潘家祠堂坐落在古码头和今码头之间的坪坝中，与关圣宫和五通庙三座建筑连成一体，形成一个古建筑群。潘氏祠堂始建于元末明初的明朝洪武年间（1368年～1380年）。据潘氏族谱记载，贬迁楚地荆坪的潘美次子二长孙的后代潘云高在元朝末年任官武略将军，元代末年，朱元璋开创大明朝，潘云高弃元投明，受降于明朝，被朱元璋封为“归义侯”。不仅保全了荆坪的潘氏宗族全族人，还当上了明朝大官，为荆坪的潘家族人增添了荣誉。这是潘美的子孙自北宋熙宁（1074年）被贬谪到五溪蛮地以来，最为光宗耀祖之事。于是在潘云高的鼓舞下，落根在此地的荆坪潘家长孙族人，终于扬眉吐气了，全族人齐心协力建祠庙、修宅院、开墟场、砌码头，使荆坪一跃成为当时上下数十里、赫赫显耀的名门望族及洪江古商城氵舞水线上的小商埠。
潘氏祠堂的墙壁为清代的封火墙，内部都是木质结构。根据潘家族谱记载，潘氏祠堂曾于清嘉庆六年（1801年）重新扩建，并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光绪八年（1882年）和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先后三次进行过较大的增补扩建与装修。最近一次装修扩建在2003年10月。潘氏祠堂门面雕新，祠堂里多了先祖的牌位，五通庙和关圣宫里复修了几尊神像。
潘氏祠堂占地1674平方米，建筑面积925平方米，坐西朝东，砖木结构，西边是高筑的封火马头墙，中轴线上依次为门坊、戏楼天井、厢房、前厅、过殿、正殿。过殿、正殿为木质结构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二间，穿斗式梁架，硬山顶。祠堂大门为铁页钉子门，钉子以龙凤图形构成一个大“福”字。潘氏祠堂石雕门坊，门上面竖有高大的砖砌牌坊，牌坊中间竖雕着立体“潘氏祠’，三个大字，原始字迹是楷书。
从潘氏祠堂进门，前面是戏台。戏台前面的两根柱子上嵌挂着两个颈带铜铃的木雕小狮子。横栏和矮栏上都雕满了各种花鸟图案。台顶为弧圆形，绘有两仪图。戏台前面是青石板砌成的大天井，祠堂前后两个天井，前面天井是个长方形大天井，可容纳上千人。四周是通走廊的两层楼，楼上是看戏台，绘有壁画；楼下是客房，用来接待宗族客人住的。对着戏台的是中轴祠堂中门，两边厢廊又大又正，可厅、可亭。荆坪老人称之为厅堂。左右一边一个厅堂。大厅的横梁上挂满了高大的匾幅，每根房柱上都挂着长幅楹联，两边还怪着四块大石碑，石碑上刻着“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厅堂后面的屏风，上半部分为格花木窗，下半部分为板壁。共有12扇，扇扇都是能开能取的活动壁。
潘氏祠堂中殿有两个小门可直通后殿天井，内天井两边是厢房，一墙之隔是伙房，伙房的长度与祠堂的长度一致，大缸大锅摆了一长排，祠堂用的碗堆在墙壁一角，少说也有几百个。
内天井为正四方形，与明清时期传承下来的豪门商宅建筑风格一致。内天井正面是正殿，正殿分三开间，每间都有一座用料石砌成的大神龛，神龛上竖着灵屋形状的宫殿，宫殿上雕龙画凤，很是气派。神龛里分别供奉着潘氏自潘贞周贬谪荆坪以来的列祖列宗的神位。神龛后还有小厢房，整个祠堂所有的屋檐下面钉有凹凸形拱板做装璜，非常讲究。
潘氏祠堂如同画宫一般，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其装璜的讲究也不是湘西本土文化所特有的。潘氏祠堂的装璜讲究与潘家的族源有着直接的渊源。潘氏从族谱上看，自古都是豪门望族大户人家，对建筑色彩的欣赏和要求自然是很讲究和挑剔的。也正是这种特别的欣赏与要求，才使得我们今天还能在偏僻的中方县荆坪小村子里欣赏到如此豪华霸气的宗祠建筑艺术。
潘氏祠堂是为了纪念荆坪潘氏的始祖公潘贞周和他的后几代祖先而修的。潘美的长孙潘贞周之所以选择荆坪为谪居地，除了这里与古黔阳县城水路相通，下黔阳（唐代为龙标县）县城不到30公里水路，用现代人的说法是“闹市中的僻壤”，又不引人注目，适合当时被谪贬的身份；荆坪的地理位置也十分利于经济发展。村前的氵舞水河，三千年前就是中原通西域的国际经济通道，今学术上称“水上丝绸之路”。也是西南通往中南、华北、华中各地的必经之地。还是古时距湘西四大繁华县城（怀化［泸阳］、洪江［古商城］、安江［黔阳］、芷江）四县各30公里的马帮驿站之地（今中方县、中方镇取名源此）；这里还是千亩良田的大坪，依山傍水，可以衣食不愁。最重要的是，风水先生称这块地为“风水宝地”，并写进了族谱。
在中国古时的“风水术”中，空气清新、流通、畅通，就为充满生机的吉地，最适宜居住建筑；用之不竭的净洁之水被喻为“龙脉”，演变到后来变成“财源”的象征。风为天，水为地，“凡地气，从下荫人，力深而缓；天气煦育人身，力浮而速”。而具体运用到生活中，选择居住之地，则是看其气是否畅通，有没有“负阴抱阳”（即背靠山岗，面临太阳或水）。
潘氏先祖迁到荆坪已经九百多年了，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当初为什么把这里看作“风水”宝地。但根据“风水术”，看居地，要看居住地左右的山势，如果左山高，右山底，则是“青龙抱白虎，代代出官府”；如果右山高，左山底，就为“白虎抱青龙，代代都贫穷”。看水，以“左入右出，顺理成章，入多出少，聚得财宝”，视为吉地。
就荆坪的地理位置看，的确如有关“风水”上所说的那样：山是左高右底，水是左入右出。只是下水是越走越宽，而不是窄，不易“聚财宝”。以荆坪码头即祠堂为点，祠堂面向东，荆坪的左边是田畴，再过去是茶园村的山坡，荆坪的右边是河水，水过去是一片平川，再过去才是小坡。荆坪的河水流向是左入右出。氵舞水河从贵州、怀化过来，再流向黔城和洪江汇入沅水。“风水术”说，在村落背后或左右两侧以及水口处密种竹树，形成一道屏障，“以荫村落，挡住来风，补充后龙之缺”，这是针对居住在田垌平地中间，四周无山岭依托或因村后山谷阔远，流水出处宽口的一种人工补缺法。这些看似迷信的“风水”理论，其实稍琢磨便可看出，它与巫文化不同。民居的生活取向，其实是有心的先人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的居地经验和体会、概而言之。既使在当今的信息化现代社会，人们因生理和健康的自然需求，也会选择、交通便利、经济发展、林茂朝阳的地方居住。我们在荆坪，看到沿河入村的小溪边有一排古树，林业专家说有500年以上的历史了，荆坪人叫“风水树”，也许与当年选择居住地对风水的补缺有关。
潘氏祠堂不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除了是文物遗址之外，还是潘氏谪贬后人寻根文化的发源地。据潘氏人说，仅潘美的长孙潘贞周和他同时贬迁的两个弟弟，这三家发下来的后人，已有十余万。
（五）文昌阁
“文昌”，在《辞海》中有三种意思。一是星官名，属紫薇垣，包含6颗星。其二，又名“文曲星”、“文星”，中国神话故事中主宰功名、禄位的神。古时多为读书人所崇拜。第三是县名。
古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建有“文昌阁”。一些文化比较发达或具有较多人文层次的地方，都以建文昌塔、文昌庙、文昌阁和魁星楼、祠堂等高大建筑以显示其文化气氛和身份层次。“文昌”建筑物在清代最为鼎盛，清朝科举时期，各地读书人常借此地读书咏诗。
一般就现存的各地文昌阁建筑来看，多辅之神庙、堤、桥、树，或建筑在水口之处。一则反映文人希望“文运宏图”的功名大志得以实现，二则反映了文人对读书环境的优美要求。
据中方县政协编写的《荆坪古文化村》（内部刊印）所载，荆坪古村的文昌阁始建于道光年间（1822～1850年），与此同建的还有文昌阁相背而立的观音阁。观音阁朝西，文昌阁朝东，互为映衬。两座建筑模式基本相似，都是木结构亭阁式建筑。二檐四角，楼中楼，阁楼高出瓦顶近4米，四檐角翘首，有寺庙建筑遗风。盖的是小青瓦。两阁楼下四周是砖墙，呈长方形。阁楼二层设有雕花栏杆，置有长凳，供古时的学子和后来的游客休息。
文昌阁楼下供奉着“文昌开化梓桐大帝菩萨”，一些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经常来此赋诗填词，饮酒作乐。文昌阁是现在住在两棵重阳古树前潘存尧的祖公潘闵然出资修的，为的是供潘家后人集诗结社，读书作文有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场所。潘家族谱说，文昌阁修好后，多为男客在此吟诗绘画词赋。
文昌阁的门前原有两棵古柏树，大门上横书“文阁书声”。门上横联书有“步云梯”，左右联为“鱼跃鸢飞皆妙道，山光水色尽文章”。现今文昌阁前柏树已成林，成为荆坪古村一道亮丽、休闲的好地方，也是荆坪村年轻人幽会游玩的场所。为文昌阁配套建筑的还有“字纸塔”。传说字纸塔是专为文昌阁焚烧无用的废纸而修建的。
从潘氏族谱记载的历代后人考取功名的记载看，潘氏自古都是重视文武之道的世家。在潘氏祠堂中，各个顶梁柱上都刻有楹联，许多内容都是针对尊文兴武吟诗作词的。
文昌阁内供奉的菩萨于1953年被烧毁，正殿和阁楼也在1998年因村民不慎失火而烧毁，仅存有石礅残壁和一扇残门。现今的文昌阁是潘氏祠堂后人、湖南省怀化市退休干部潘年庆夫妇作为旅游食宿、民俗文化走廊出资修建的，取名为“紫荆阁”。整个建筑完全是传统的木质结构，有天井和通走廊。
新文昌阁大门通过天井对着的堂屋，仍旧保留作为文昌阁的纪念堂，外墙壁上有文昌阁的专门介绍。纪念堂屋里供奉着新修的“文昌开化梓桐大帝菩萨”，为游人们提供了一个纪念、游览的场所。纪念堂是原文昌阁的地方，所以新建筑房屋的主人有心的保存了这一块文化宝地。新的“紫荆阁”楼上四周是通走廊，上有一间间雕花古朴的原始木窗小房，楼下还设有农家作坊可供参观。
（六）正经坊
正经坊为清朝乾隆年间建筑，是乾隆帝师潘士权故居的会客厅大门。
据荆坪村小学校长、32代潘氏后代潘存印抄写的族谱记载，潘士权是潘美次长子潘惟道的第一个儿子潘贞周的第27世孙。
潘士权生于清康熙年间的1701年，于乾隆六年，即1741年考补天文生，呈请纂修占书，受署钦天监博士。因精通历法节气，观察天象，又晓知乐理，被聘为乾隆帝师。1746年，潘士权的老母亲病逝，潘士权奉旨回籍，以礼葬亲，守孝三年后自留老家隐居，直到1772年72岁时病逝于荆坪。听潘士权第8代长孙潘圣茂妻子介绍，潘士权生前交代，死后出殡时要抬9副棺材出殡，以防盗窃墓贼和外人乱挖坟。所以后来潘士权出殡时，族人真的同时从院里抬出9副棺材，埋于9处，就连潘家人也不知道哪处墓地才是潘士权的真墓。
潘士权回乡守孝时就有了回归故里远离政治的打算，因此，奉旨回乡时把自己的所有财产和家软都带回了老家荆坪。回荆坪后，修建住宅就按长期居住的要求来修建。也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就连会客厅的大门也修得如此豪华气派。
正经坊高7米，宽6米，四挂三门，檐下施如意斗拱。坊上嵌有“居仁由义”题额和一幅楹联，楹习上写的是：“随处体论天理，出门如见大宾”。
潘士权在乾隆年间奔丧返乡隐居荆坪老家，虽然人回偏僻的湘西，但在京城几年的权贵奢侈生活却复燃了先祖们遗传的世袭豪门的生活方式，所以回到中方荆坪，就在荆坪按京城建筑风格，修了一座约占二亩（120平方丈）地面积的大四合院，庭院内有居室、会客厅、书房、东厢、西厢、园丁房和一座后花园。
潘士权利用荆坪宽敞的面积，修了一亩多地的后花园。后花园犹如皇宫后花园一样，从后院开小门，其园林艺术造诣很高，很是豪华气派。如今后花园虽被拆除，但在后花园的原址上修的两座大宅院还是挺显面积的。
潘氏后人到潘士权这一代，虽然谪迁此地已经十五世，时间过了几百年，但潘氏世代的言传身教，仍就继承了对生活高质量的追求。这包括读书上进、考取功名、出人头地、明哲保身、修神养性等处世哲学。潘士权在此居住了26年，就家庭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的文化修养，对住宅的装饰和建造后花园的要求自然是十分看重的。正经坊只是宅院内一处门坊，就如此花丽与气派，由此可以想像当年的后花园有多繁华和艺术。
在以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几经战乱和天灾人祸，原来的木质建筑已不复存在，仅存的只有正经坊遗址和原四合院墙的残壁青石路基。
（七）双（龙）凤桥
根据《潘氏族谱》记载，荆坪的整体建筑都是在“风水术”的指导下修建的。而根据清朝林枚《阳宅会心集》之“筑埂造桥说”所言，“埂以怀局，桥利往来，处置得宜，亦足以固一方之元气”。这是风水的一种建桥理由。这个风水术的理由正好在荆坪村得到实践。
荆坪古村有二座很不起眼但名声很大的小桥叫双凤桥。一座在五通庙的左边，几步之遥的小石桥，另一座跨度大些，在古重阳树边小溪上。现在的人们从码头上岸后，顺着潘家祠堂和五通庙的那条古驿道往村里走，不要进巷，在溪头转弯处就是双凤桥了。
双凤桥也叫龙凤桥，与荆坪的风水树形成风水地。桥不大，却在荆坪人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出嫁和娶亲的新娘不能从龙桥上过，只能从凤桥通过。此外还有一个风流神的传说。龙凤桥上不能倒脏东西，也不能晒不干净的东西。很有忌讳。这与风水说是一致的。双凤桥均为石拱桥，建筑年代悠久，始建于明代，秀秀气气、小巧玲珑。也许正是因为它的小巧，被人们起名为秀丽的双凤桥。
荆坪古村传承下来的双凤桥，在《中国文物地图集》中被称为“龙凤桥”。双凤桥与重阳古树和古村遗址构成一道小桥流水人家的古村古俗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