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商城的起源
洪江古商城的位置处在西南同华南的水陆交通要道上，沅、巫二水流经洪江，为洪江商埠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水上运输条件。沅水上游和巫水流域大片土地，雨量充足，资源丰富。这里盛产的木材、桐油，是长江中下游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物资。这些物资，因水运之便，皆聚集洪江而后外运常德、长沙、武汉、上海以及赣、粤、苏、浙各埠；这些地方的日用产品，又由沅水而上运集洪江，再散销至滇、黔、桂和湘西地区。加之洪江河面宽阔，港坞优良，来往船只便于停泊，洪江遂成为当时来往物资的重要集散地。
自唐代始，商业开始兴盛。唐代已经有市场管理机构和行业组织的形成。如市内的店铺称“肆”或“铺”，出售同类商品集中在一个区域内称“行”，“行”是同业公会组织，如金行、铁行、油行、绢行、盐行、药行等。以水域为主干线，长江、运河、淮水以及南方许多湖泊构成纵横交错的水道网，并将许多城市串联起来，形成全国整体上的经济动脉。如唐朝官府当时设置的官驿（站）就有1639个，四川的成都，湖北的汉口、荆州，江苏的扬州，浙江的杭州、明州（宁波），江西的洪州（南昌），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等，都成了唐朝繁华的都市。唐朝时，县郡府地有一定的距离，但交通便利，其间因货物集散所需形成的集市称为“草市”。洪江属于当时的草市。
这些大商市的百货往西南销售的第一个集散地就在湘西与湘西南交界的江河分叉之地——洪江，因此可以推论西南第一座古商城就诞生在洪江。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城市是以政治、军事统治中心为主要功能而产生和发展的，最初并不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洪江商城的崛起则是少数例外中的一个，很有些像中世纪欧洲所产生的某些城市，靠工商业维持生存，其经济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
早在1075年，洪江就设为“铺”，即经商的街市；以后置洪江寨，设洪江驿，置驿丞等。而自有记载以来，在洪江设置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只是同治十四年（1875）所设置的“保甲局”，这表明，虽然洪江的经商历史很悠久，但洪江在古代历史上从未成为过权力中心。从而使这块封建统治极为薄弱的地方，成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温床，折射出了近代商品经济的朦胧曙光。
2、古商城的发展
北宋年间，从唐朝发展起来的农村定期集市（即草市、墟场）更为发达，有些形成集镇。此时洪江的中转营销生意越做越红火，更多的商人纷至沓来，人丁兴旺，所以后来将行政辖区洪江铺改名为洪江砦（同寨），“洪江寨”此时已形成了一个农村定期集市。
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年贵州云南等地的烟土（鸦片）、桐油、茶油、做颜料用的五倍子、专供宫廷的上等木材以及水银、朱砂、白蜡等矿产，都是云贵人肩挑背扛或用小船（苗船）运至洪江，再在洪江改装、加工，换成大船（商船）走沅江、进洞庭、入长江，送到长沙、汉口、广州、上海、南京及苏、浙、皖、赣等地，同时又将长江沿岸及沿海各地的丝绸、纱、布、百货、瓷、铁、糖、盐、海味等运回洪江，再在洪江改装，或换成小船运进贵州，或改成陆路，由镖局组织脚力、马帮，肩挑背扛车推，送至黔、桂、川各地。据说洪江当年的挑夫就有千余人。明末时洪江已是湘西名城，清康熙年间，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贵州及湖南省内的湘乡、宝庆、衡阳等地商贾，因经商的需要和有利可图，纷纷迁来此地定居或设会馆、义园，因此洪江人口发展迅速。
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洪江犁头嘴一带已有不少店铺，形成粗具规模的物资交易市场。后因战乱不止，累遭兵火，几为废墟。明代的中后期，随着市场网点的延伸扩大，生产关系也随之扩大，城乡的阶级关系更为明显，许多商人兼营着手工业，大量使用较为固定的技术工人，形成“机主出资，机工出力”的资产阶级生产模式。也正是这种产生在中国封建土地上的商务经济，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清康熙四年（1665）后“货薮四达之通衢”，到光绪年间（1875～1908），已是舟排云集、烟火万家的大镇。晚清时，经营洪油的商号有张积昌、高灿顺、恒源永、庆元丰等十几家，资本占全市商业资本的1／3，常年运销量10万余担；经营木材的木行有200余家，从业者达数千人，常年运销量40～80万两码（1两码约合1.2立方米）；土药年运销量达3万担以上，仅洪江烟馆就达200多家。湖南巡抚衙门每年从洪江攫取的特商（土药）税近4万两银子，约占全省特税收入的1／4。聚集洪江的商人号称“五府十八帮”，有油、木、特、盐、米、船、布、药材等十三大行业，建有江西祀许真君之馆、福建祀天后之馆、江浙五府祀关帝之馆、贵州祀福主张瑞之馆以及长郡、湘乡、宝庆等十大会馆。
民国初年，虽军阀土匪递相袭踞，税捐苛繁，然川滇黔之烟土、丹砂、白蜡与桐茶膏油、松杉材木等物产，乘流东下，而聚西洋货，连樯扬帆，溯波而上，销路无阻，仍可利市十倍。同时，工业随之兴起，省内湘乡、宝庆、衡阳等地手工业工人，纷纷来洪谋生，除原有的洪油榨坊、排缆编织、油桶裱糊、铁、木、竹器等作坊不断扩大外，又新发展织机坊、染坊、酒坊、皮革作坊和印刷业、制皂业、首饰业、服装鞋帽业、丝绸加工业等一批行业。与此同时，在资产阶级“实业救国”的思想影响下，洪江政界、军界、商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曾积极倡导兴办民族工业。光雄电灯公司、洪江造纸厂股份有限公司、湘西瓷业公司、湘黔金矿局、民生机器米厂以及兴华、华丰、大华等7家卷烟厂开业。工商经济的繁荣，促进了金融事业的发展，钱庄业由民国以前的3家增至7家，资本总额达46万银元，营业额达1300万银元。民国22年（1933）后，湖南省银行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复兴等银行以及中央合作金库，都先后在洪江设立分支机构，办理存贷汇兑业务，使洪江成为湘西的金融汇拨中心（图3-1～图3-3）。
图3-1 油娄巷 
图3-2 一甲巷 
图3-3 塘冲
但洪江城的富商巨贾终究难以突破封建主义的藩篱，他们大手笔的运作虽折射出近代经济的朦胧曙光，却又杂染着光怪陆离的怪影。从经商中攫取的巨额利润，既没有投入技术设备的改造，又没有找到新的投资方向，桐油生产依旧沿袭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木榨工艺，全凭人工操作。货物吞吐的重要码头，亦无一件机械设备，全靠人工搬运装卸。而另一方面，各具特色的酒楼、茶肆、烟馆、客栈、戏班和青楼便应运而生，给整个古商城蒙上了一层奢靡之风。
3、抗战时期的古商城
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沦陷区人民来洪江避难及经商者甚多，使洪江人口由原来的4万多人，猛增到10余万之多。民国33年（1944）长、衡、宝均沦陷，于是，洪江又成为战时的大后方和湘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出现“战时繁荣”，时有“小南京”、“小上海”之称。但因江浙汉沪沦陷后，洪油、竹木、猪鬃、五倍子诸产品均难自由运销，木材年输出量仅5万～6万立方米，不及战前的十成之二；洪油销量也只2万担左右，比战前减少80％左右。洪江市场的油、木业从此一蹶不振，洪江工商业经济日渐萧条。
与之相反，洪江的文化娱乐业在抗战期间兴旺起来。小小的商城，光戏台就有48个半。戏的门类也繁多，有京剧、话剧、祁剧、汉剧、辰河高腔、阳戏、棒棒戏、渔鼓、三棒鼓等。最著名的戏院要数天钧戏院，它位于现在的育婴巷，主要上演京剧。位于现在勤俭巷内的普乐戏院，主要是话剧和无声电影演出的场所。和平戏院和民众戏院位于现保险公司巷口左右两侧，门户相对，这里上演的是祁剧和汉剧，是劳动人民的娱乐场所。活跃在各祠堂馆所的民间演出则是免费为穷人们提供的，如炎皇宫、天皇庙的演出活动，从未间断。逢年过节，文化活动更是热闹非凡。
抗战胜利后，外地避难者纷纷返回原籍，人口大减，加之通货恶性膨胀，湘西土匪蜂起，水陆交通阻塞，油木等特产滞销，工商业者经营艰难，洪江经济陷于凋敝。
4、古商城的衰落
沅水曾以它丰富的资源和独特的区位给洪江带来过繁荣，但因为洪江扼守大西南的商贸通道，历来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辛亥革命之后，随着连年兵连祸结，似乎这里成了湘西的政治军事中心。在护国讨袁战争中，护国军与袁军在湖南境内的首仗，就在洪江及附近诸县展开。袁世凯死了，各路大小军队以护法、北伐、军队内讧、阻截中央红军、追击红二、六军团的各种名义进驻洪江。湘黔军阀王家烈、何键、刘建绪以及周则范、犹国才、陈汉章等，无不利用武装割据时把持的军政大权，控制税收，勒索商民，并套用巨额军费充作官僚资本，挤压得洪江大小商家几乎失去了生存的空间。王家烈率先干起了武装贩运鸦片的勾当，两年多时间赚得光洋1000多万元。何键别出心裁，组建了一支专事武装贩运鸦片的部队，定名为。四路军总指挥部第一监护大队”，每担烟土索取运费180～600光洋，那时，由洪江过境的烟土每年均在3万担以上。国民革命军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套用巨额军费开办的“复兴银行”搬迁到洪江，在这里滥发辅币，囤积紧俏物资，闯关逃税，还用军用电台捕捉市场信息，逼得无数商家走上绝路（冯器“复兴银行始末”，《湖南文史资料选辑·合编本·第4集》）。驻军内讧也祸及洪江，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周则范、暂编第6师师长陈汉章分别倒毙在他们部属的枪下。洪江商家存于陈汉章钱庄的资金，被一笔勾销，悉数卷走。最令人发指的是当时的军事最高当局，竟以“莫须有”罪名，制造了震惊西南的“洪江八大油号资敌案”。一夜间，将洪江八大油号的老板全部抓走，由洪江解押到芷江，由芷江解押到重庆。几经磨难，案情最终真相大白，但洪江的洪油业从此元气大伤，庆元丰油号的老板屈死在重庆。不久，曾捐资修建洪江大桥、洪达中学、赣材中学的杨恒源油号老板杨竹秋也一病不起，辞世而去。支撑洪江一方经济的洪油业由此全部歇业。抗日战争胜利后，虽有几家重操旧业，却已失去了当年的雄风。
洪江地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古商城的繁华昌盛全部寄托于沅水的水上经济。由于中国民族工业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随着湘黔、枝柳等铁路的开通，水运的日渐衰落，建国后洪江古商城渐渐掩上了厚重的大门，沉默了声音，留下了一个古建筑群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