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在《烛虚·三》中写道：“二十三年（1934）写《边城》，也是在一小小院落中的老槐树下，日影同样由树干枝叶间漏下，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滓渣，少凝滞。”可见《边城》几乎一气呵成，呼之即出。70多年以来，《边城》非但没有被历史的风吹雨打而淡出文苑，反而落得越发迷人，吸引了中外的大批读者和专家学者络绎不绝的观赏审视，充分显示了这部现代文学经典的无穷魅力。现将部分有代表性、权威性的观点转录于下，供读者阅读常析。
一、综合评语
刘西渭说：“《边城》是一首诗，是二佬唱给翠翠的情歌。”司马长风说：“《边城》是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是小说中飘逸不群的仙女。她不仅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也是三十年代文坛的代表作。”
——转引自向成国著：《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沈从文与湘西》，1997年7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边城》这部中篇小说，“浮沉半世纪，生存近偶然。”作品的浮沉起落，由于某种历史性的偶然误会，在文学史上也是常有的事，正像金子一时沾满尘垢，并不证明金子本身不能发光。
——孙韬龙：《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读〈边城〉》，《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3期。
几十年来，对《边城》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议和责难，这些都是流于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察事物的结果。……沈从文的系列乡土文学作品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明珠，这些明珠用“历史”这条金线串联起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是与整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在欣赏沈从文乡土文学作品的各个单篇时，只有在把握整体的前提下，才会找到它们各自的功能性质，真正体会到它们各自的深刻内涵，从而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戴林富：《沈从文乡土文学品格初探》，《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4期。
30年代，他（沈从文）的思想和艺术臻于成熟之境，他已经能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结合起来，写出《萧萧》、《三三》、《新与旧》等短篇以及堪称最有沈从文独特风格的代表作《边城》、《长河》这样的中篇和长篇小说。
——董易：《自己走出来的路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
二、《边城》的主题思想
《边城》、《长河》、《湘行散记》、《湘西》等作品题材大小不同，创作方法各异，但主题的基本倾向都是一致的，可以说，这些作品是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道德的总批判。
——向成国：《论沈从文的两种跨越》，《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3期。
《边城》在抒情诗的气氛中，通过翠翠、老船夫、顺顺三父子以及杨马兵等人物的相互关系，展示了边城人民淳朴的爱和情。沈从文通过对边城人民人情美和人性美的描绘，唱出了一曲爱与美的颂歌。
——戴林富：《沈从文乡土文学品格初探》，《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4期。
《边城》告之读者的，是爱与美的境界，爱与美的人生，爱与美的理想和一种消失了的现实。
——蒙慕秋、龙锦章：《故乡人谈沈从文（下）》《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1期。
其实，沈从文在《边城》里，不只是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有着更大的人生寄托。……显然，《边城》融入了作者对湘西下层人民因不能自主把握自己人生命运，一代又一代继续着悲凉人生命运的认识，和自己生命从自在向自为路途中，遭受种种压抑。……这种来源人、我两方面的人生情绪，在《边城》里化为一种悲凉而感伤的乐音，借翠翠与傩送爱情弹奏而出。这样，《边城》最终成为一种象征的抒情的作品。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第1版。
它（《边城》）表现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郁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
——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花城》，1980年第5期。
真要探索《边城》的意蕴或曰主题思想是什么，关键还是在于要具体分析《边城》中沈从文那份乡情的独特性来。……他更多地看到了自己家乡劳苦人民在社会重压下不曾泯灭的美与力，看到人民温良质朴或雄强粗犷的品质，看到其间“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语）并由此意识到未来民族精神重造可以用什么作为基础。……因而对家乡人民充满了一种强烈的“不可言说的温爱”（沈从文语），情不自禁地常常记起他们，称颂他们。
行文至此，如果我们定要对《边城》中复杂而深沉的乡情旋律，也即这作品的“主题思想”作出个描述性的概括，那么三十年代中，他对家乡种种产生隐忧而常发的一句感慨可借来一用——“美，总是愁人的。”
——刘一友：《论沈从文的乡情及其（边城>创作》，《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3期。
黄苗子在“生命之火长明”一文中赞誉先生的“大多数小说和散文，总不免带着二千三四百年前那个疯疯癫癫的楚人屈原的影子。似乎因为他也是楚人。”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先生则忧乡忧民，而写《边城》。
——蒙慕秋、龙锦章：《故乡人谈沈从文（下）》，《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1期。
人们一定能够从沈从文成熟时期的文学实践中（1930—1937）实际体现出来的相当乐观的思想宗旨获得深刻印象，这宗旨就是新月派提倡的更趋于传统的“健康”、“高尚”之理想。
《边城》响彻着哀婉的调子，然而其中没有一个道德卑劣人物。……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寄托思想，沈从文在小说中坚持他对美的力量的信任，以此推进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
——（美）金介甫著、（吉首大学）谢伟民译：《作家沈从文：哲学与世界观》（节译），《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4期。
《边城》最本质的主题是“生命的燃烧”，这也就是沈从文的人生观。（作者在文中解释说：“所谓生命的燃烧也可换一句话说，就是精神的充实，热情的奔涌。”）
从《边城》作者写《边城》的经过来看，它是一首痛苦的青春的挽歌，一首歌颂主角翠翠一心等待恋人归来的青春的赞歌。到此，可以得出结论，《边城》是一首祈求未来，愿生命开花的抒情诗。
——（日）城谷武男著、龙长顺译：《〈边城〉主题考》，原载《北海学园大学学园论集》第25号。
三、《边城》的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
对于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要算沈从文了。他以特有的性格以及爱憎和哀乐方式，极其生动地描绘了湘西的水光山色，风土人情。他的作品是难得的风景和风俗画卷。
——高云：《沈从文论》，载《复旦学报》1983年第2期。
《边城》故事一开头，作者便郑重其事地准确地介绍了它的地理位置，接着，还花了大量的文字介绍其地形、城里城外、年节风俗无所不写。熟悉湘西的人虽然可以看出作者还将湘西另一些地方的风物融了进去，可是基本东西仍是茶洞的。时至今日，去那里观光，作者笔下的许多景象还是依稀可见的。《边城》中，茶洞这一地点是确指的。
——刘一友：《评一曲弹了五十年的老调——〈边城〉的真实和“世外桃源论”的失误》，《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1期。
《边城》是诗化了的小说，清丽幽惋，怡人心神。
先生笔下的茶峒，是一个美的天地，美的境界！使人陶醉，令人向往！
作为湘西人民之子的沈从文，对湘西人民的喜怒哀乐最熟悉。他把自己对家乡的爱与怨，对故乡人民的同情与希望倾注在自己的作品中。
——蒙慕秋、龙锦章：《故乡人谈沈从文（下）》，《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1期。
他（沈从文）的乡情是这样的深沉而真挚。……诞生出《边城》并非偶然的灵感所致，实为一种乡情激荡的产物。
乡情促成了《边城》中风景和风俗的饱和描写，使作品成了“东方风习的文学化石”，同时这种描写又是构成作品深刻意蕴的一大支柱。
——刘一友：《论沈从文的乡情及其〈边城〉创作》，《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3期。
沈从文的《边城》充溢着牧歌气息。刘西渭的《〈边城〉与〈八骏图〉》一文中就认为《边城》是“一部idyllic杰作”。汪伟的《读〈边城〉》提到《边城》有“牧歌风”和“牧歌情调”，“《边城》整个调子颇类牧歌。”夏志清赞赏《边城》是“可以称为牧歌型的”、有“田园气息”的代表作品。杨义说沈从文“小说的牧歌情调不仅如废名之具有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的凄艳幽渺”，是真正的“返璞归真”……《边城》的牧歌性充分展示了乡土与传统的诗意，以最为贴切和概括性的形式，将30年代的那个具有深厚文化优势的苦难中国凝聚成可感的诗意的艺术形象。《边城》等作品的牧歌属性，为落后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
李平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自学指导）》，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由于沈从文的父母都是苗族的血统，因此，他对苗族人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将这种感情寄于纯真的赞美，创作出最富有魅力的一系列反映湘西苗民生活的篇章……沈从文的成功以及他的作品之所以在国外能享有盛誉，就是因为他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定的特性。
——龙海清：《略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求索》1983年第2期。
凌宇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一文，将沈从文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历史演变中，来寻求作家创作的发展轨迹。在题材上，沈从文“摆脱了郁达夫、废名视野相对狭窄、生活经验不足的局限”；在形式上，他注重“情绪的渲染和诗的意境的创造，在貌似朴讷的叙述中实现意象的流动，却扬弃了废名晦涩的弱点。他的《边城》等以湘西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标志着抒情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在凌宇的研究成果中，沈从文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代表作家。
——赵学勇著：《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早在30年代，沈从文就有“文体作家”、“语言文字的魔术师”的称誉。的确，他的作品并不是以深邃的理性思辨取胜，而是以丰富多彩的体式和迷人的文字赢得了读者。在文体方面他不肯承袭旧法，不愿驾轻就熟，宁愿“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在章法内得到成功。”（沈从文：《石子船·跋》）他是一个在艺术上永不满足的追求者，因此，他的创作呈现出因不断创新而形成的文体多样化的特征。……他有意以散文的笔法写小说，使他的许多小说带有散文化特点。汪曾祺在《沈从文和他的〈边城〉》里，引用过汤显祖评董解元《西厢记》中关于戏曲的两种结尾——“度尾”和“煞尾”的话，来说明沈从文小说的结尾特征：“‘度尾’如画舫笙歌，从远地来，过近地，又向远地去；‘煞尾’如骏马收缰，忽然停住，寸步不移。收尾不外这两种。《边城》各章的结尾，两种兼见。”形象地道出了沈从文小说结尾富于变化的特征。
——赵学勇著：《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沈从文小说独特风格的形成，得力于他的语言功力。沈从文采用的叙述语言，基本上是湘西方言。虽然也有选择，有提炼，但由于这种语言本身尚保留着不少古代用语习惯，因而，沈从文小说的语言也明显地带有古拙朴讷的特色。但它却具有少雕饰的自然生动的韵致。作品在貌似朴讷的叙述中，实现意象的流动。而且，常常就地取譬，人物对话多民间谐趣，总是那样新鲜别致，不落入窠臼。原始的古老民俗，美丽与荒莽羼杂的山川风物，下层人民的平凡传奇，这些沈从文小说常见的叙述对象用这种语言状貌传神，见出内容与语言形式的和谐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