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苗山之麓，酉水之畔的一块斜坡地盘里，据说开初只有两户人居住。这两户人家的来历说法不一，有说是打猎来的，有说是逃荒来的，还有说是避瘟疫来的。但不管怎么说，从外地迁来两户人家生息繁衍而成为一个村寨，成为一个集镇，这就是一方水土的恩赐。这方水土叫“茶洞”。
“茶洞”名称的由来，这里公认的传说源于苗语。这块依山傍水的斜坡地形成为汉人村寨，由于当时人数不多，和外界也缺乏往来，所以，即使有名称也传不出去，接不下来。而居住在邻近苗岭高坡的苗族民众却发现了这个寨落，称其为“董乍”。苗语“董”是窝坨地，“乍”是汉人，即窝坨地的汉人（寨子）。此为苗语倒装句式，音译为汉语便叫做“乍董”。清代中期的官方文书就用“茶洞”两字作记，一直沿用至今。
苗区里的茶洞为什么会是汉人的寨子而不杂有苗族人家，而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末年？
在历史上，这个地方只能从《永绥厅志》里找到一些有关的记载。
“茶洞”，古来都属“苗地”之域，南连苗岭高山，北傍酉水河边，毗邻川黔。在宋朝以前，属于没有汉文名称的属地。在元代属于“六里红苗地”（亦称“生苗地”）的边寨地域，是“被弃之地”。所谓“弃地”，即不派驻军不设官府，任由部落首领统辖的“蛮烟瘴雨之区”。这古地域为“荆州九江酉水之南，源其山有腊尔、苞茅（巴茅）、老凤、猴子诸山，绵亘六七百里之阔，为三苗氏唐虞来聚居之所”，其中心地区大概在夜郎坪（今吉卫）。“茶洞”则是这个地域北部的边境（即酉水之南）。
明洪武元年（1368），改夜郎坪置崇山卫，旋废，设防御千户所，置军驻戍。后因水陆险阻，艰于倾运，于洪武三十年（1397）撤崇山卫千户所，改置镇溪军民千户所（即战时为军，平时为民），先归永顺土司，后归保靖土司管辖。“茶洞”仍属被管辖的地域。
洪武十四年（1381），派30万大军进攻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攻取贵州、云南以后，在许多水陆要隘之地留兵屯戍，还把家在安徽、江西等地的军兵家属作移民迁来居住，以安军心。驻军的兵营称“屯”，家属住区称“堡”。这些家属都是汉族。茶洞是水运必经的“苗地”要隘，是否也派兵屯戍？是否也有移民家属居住而形成“茶洞堡”？这是一个可供思考的线索，不足为据。1984年修建茶洞电影院，从正街的原址马王庙地坪挖基4米多深，挖出一些稻蔸，可以推想，茶洞在成为城堡以前，河畔是一坝稻田，而上方的水井湾是生产者居住的地方。从有烟户而形成村寨，可能是明朝时期。
清朝初年，“六里红苗地”仍归保靖土司管辖，未入版籍。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七年（1688）、三十二年（1693），“六里苗”首领三次请入版籍，均未获准。康熙四十三年（1704）裁镇溪千户所，由乾州同知及巡检司分管。“苗地”设寨长、土百户，催征粮赋。雍正七年（1729）实行“改土归流”。八年进兵“六里苗地”，设副将营于吉多坪（今吉卫），赐名“永绥协”，并设“六里同知”（相当县级）。九年于区域内设营汛塘卡，建造城池屯防碉堡。茶洞为屯防要地，建造屯防碉堡，于军事上称为“茶洞堡”。附近还有八排汛、玉饶屯、木山屯、石牛汛、长兴屯、永丰屯等，属隆团（今龙潭）巡检司（相当于区）。雍正十年（1732）改“六里同知”为“永绥同知”。乾隆十年（1745）隆团巡检司改驻花垣。茶洞属花垣巡检司管辖。
清立朝以后，满、汉统治阶级实行“民（汉民）、苗”隔离政策，设置营汛屯堡军事包围圈，禁止民、苗往来，汉人怕当“汉奸”，不敢深入苗区，苗族怕受欺侮，不敢下山居留。所以，茶洞依然是汉人居住的屯防碉堡之地。
乾嘉苗民起义后，清统治者为强化民族统治，于嘉庆元年（1796）修建花园城垣，是名“花垣”。嘉庆二年（1797）升永绥同知为直隶同知，花垣设总兵（正二品），赐名“绥靖镇”。嘉庆七年（1802）永绥同知、经历从吉多坪移至花垣，与总兵同城，原设花垣巡检（从九品）改为茶洞知事；永绥协从吉多坪移建茶洞堡，与茶洞知事同城，设副将（从二品），都司（正四品）各1员，千总3员，把总5员，外委7员，额外6员。
嘉庆八年（1803）修建茶洞城垣。城墙长412丈，高1丈1尺，底宽9尺，顶宽7尺5寸，垛口420个，开东南西北四门，城上各有门楼。东称宣化门，南称叙顺门，西称怀远门，北称通济门。各门皆筑炮台，架设台炮数门，气势十分雄伟。
清代称永绥为“苗疆”之地，是“湖南极西之边塞”。茶洞是“边塞”之边，是“协台”驻戍的“边防”重镇，“边城”之名也就由此而生了。
茶洞城垣围地176.8亩。一半是水井湾坡地，有东、南二门，天然水井二处。副将、都司、知事等文武衙门、屯兵营房、火药库、武备库等皆建于此；另一半是隘门口平地，也有天然水井二处，多是民居，形成街道一条，有西、北二门。从西门至北门城外，有河街一条：一边是城墙、一边是民房吊脚楼。民居在城内占半边，在城外也占半边。所以流传一首民谣：“天上乌云重乌云，皇帝老儿坐京城。花垣坐的偏偏坡，茶洞坐的半边城。”这首民谣定格了老百姓心中的“边城”坐标。茶洞——边城之名就一直流传下来了。
沈从文先生1934年写《边城》，把茶洞写成“茶峒”，这是写小说的“自由”，无须解释。有的人却借“茶峒”二字杜撰历史，说“茶峒”在唐、宋以前是“茶人”的发源地，聚居的中心地。一部分“茶人”跟随蚩尤部落东下北上逐鹿中原，留下来的北上西进去开发青藏高原，还有的又沿乌江挺进到缅甸、印度去建立乌土国、乌茶国等等；在元明时代，“茶峒”的河码头设“平茶长官司”，城内的长官司衙门占地20多亩，现在还找到司治遗址，城垣基脚还完整地存在等等。这些“闪光”的“历史”，真使“茶峒”蓬荜生辉。但是仅有0.5平方公里的茶洞，却只能把它作为天方夜谭。
茶洞地处湘川黔三省交界之处，素有“一脚踏三省”之称，历来几乎没有战乱匪祸，是民国时期比较平静的一块小地方。沈从文先生在《边城》里写道：“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况，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边城的平民百姓除遇不幸的事故搅动生活的平静之外，一般的都还能过着比较安稳的日子。经济上反映在集市贸易的兴旺发达。每逢农历“五、十”日赶场，商贾小贩云集，花纱油上市17家，南杂货4家，瓷铁业2家，面馆5家，客栈、旅馆12家，染坊5家，缝纫8家，理发7家，铁匠铺3家，火炮业4家，屠宰业4家，鸦片馆11家。特别是水运交通可直达沅陵、常德，使这里成为三省边区农副产品的主要集散地。
集市繁荣，民风古朴而活跃，是边城的特点。逢年过节（清明、端午、七月半、中秋、重阳、春节都是历史的传统节日），各具特色。每逢节日，从吃穿玩乐显现出各个节日的不同气氛，热闹非凡。每当节日和逢场，渡口就是最繁忙的地方，渡工就是最繁忙的人。迎来送往，何止成千上万。所以渡工也是最受人看得起的人，老百姓都称其为“船老板”。
那时的渡口是桨渡，渡工是很会开船的，而且为人和善，重义轻财，服务热情。一船人的性命都在他一人的手上，所以，开船总是自己撑篙，自己划桨，不让过渡人来动手。船将靠岸就急用船篙点住，过渡人上下船决无一点闪失。
渡工的生活靠“打河粮”（又叫“过渡粮”）和“义渡田”的田租。义渡田有3亩，在城郊的官山坡下。租田户每年都自动送租粮。“打河粮”是在岁末才到沿河两岸十来里范围内的村寨，挨家挨户地去讨要，一般的都只送几斤米或包谷。城里的商号都是送钱的多，也有送衣服鞋袜的。每逢过节，渡工还到屠户的肉摊上“打节肉”，到酒坊的酒摊上“打节酒”。居民还有端午送粽粑，中秋节送月饼，重阳送鸭子，过年送糍粑、腊肉、糕点、水果的。渡工虽然穷，还是能受到社会上众人的关顾。
古渡口在水门口，是通向四川的要津。20世纪30年代，最富的商号邓、龙两家，因不满官府的苛税，到对河洪安开辟“新街”，加上1936年川湘公路通车，渡口才上移到西门外河码头。水门口渡口就只有种田人的日常往来了。
1922年，沈从文先生年轻时随一姓杨的军官来到茶洞过四川，应该是经过水门口渡口，而且对渡工、船女有一定的印象，对白河、酉水也有很好的印象。据说他在茶洞住了3天，这3天对茶洞的风土民情了解得非常细致，连端午节妇女小孩穿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用棕叶编蚱蜢、蜈蚣玩等等，极细微的节日风情都注意到了。也许沈老到茶洞是在端午节前后。但沈老后来写《边城》却不是画军事地图样样照实，而是经过艺术的加工塑造。
《边城》的渡口在“碧溪嘴”，是“拉拉渡”。沈老说“是许多印象合起来的，并不限于茶洞”。那么，“茶洞”的乡土风俗也应该是三省边区及湘西许多印象的缩影，不纯粹是“茶洞”的土风土俗。他把“边城人”的古朴淳厚、诚直善良、重义轻财、热忱和顺等乡土人情描绘得淋漓尽致，也不会限于某个“原形”。所以，沈老没有说“老船夫”、“翠翠”的原形是谁。现在的人，你说谁是“原形”？如果从1922年沈老到茶洞那时算起到现在，“老船夫”已经150多岁，“翠翠”也是年及百岁，早都在泉下了，到哪里去采访她？关于渡工的故事，茶洞有个传说。那是20世纪40年代，水门口渡口有个老渡工和女儿摆渡，在渡头搭了个茅屋。女儿十四五岁了，长得很秀气，是应该找婆家的时候了，老渡工为此很操心，托人为女儿找人家。可能是生辰八字不合或者打发不起嫁妆，结果都没讲成。女大十八变，女儿越长越靓丽，人见人夸。一些年轻人就称她为“野玫瑰”、“水芙蓉”。还引起了茶洞师范（1942年成立）的一些学生到水门口去看“稀奇”，有一个老教师也跟随去欣赏佳丽，背后遭到人们的嘲笑。有些人时常到渡口去想打“野玫瑰”的主意。后来她嫁了人，也有人说是被国民党江防队的一个兵油子拐走了。
这个故事里的姑娘绝不是“翠翠”的原形。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在水门口渡口摆渡的渡工、船女作为什么“原形”去探寻采访，不但没有意义，反而产生不良影响。2005年一个60来岁的老婆婆到翠翠岛去“哭亲”，说翠翠是她家的什么什么人，旁边的人听了都好笑。还有人说翠翠是重庆（四川）人，茶洞把她争过去了。这些都把“翠翠”作为历史真人来认定，根本就不明白翠翠岛上树立翠翠塑像的意义。
《边城》是中国“边城”——茶洞的乡土小说，不是记述茶洞历史人物的小说，现在翠翠岛上的翠翠塑像是中国边城乡土风情的象征，边城名牌的打造，绝不是边城历史人物的纪念。
20世纪80年代初，《边城》名气大振。1983年又拍成了电影，更是轰动中外，每年都有一些中外人士来边城游一游，甚至考察一番。进入新世纪，随着边城旅游业的开发，人们似乎感到把茶洞改为“茶峒”更能增添边城的光彩。因而茶洞一些“部”、“馆”的招牌打出了“茶峒镇”的名号，这也是一个变革。
2005年7月，经省政府批准，茶洞镇更名为“边城镇”，合并了原大河坪乡，共有25个村，两个居委会。边城旅游业的建设一年比一年好。建造了翠翠岛、书画园、博物馆、石板街，还将改造民居。风景区、名胜古迹也在规划之中，将逐步恢复。边城人都在唱《好运来》的歌，跳《好运来》的舞，殷切期望打造出一个世人向往的老模古样的边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