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晚期，社会组织已从血缘性的氏族部落过渡到地域性的部落联盟，这是氏族机构即国家的过渡形态。传说或古籍中记载与湖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炎帝、舜帝、夏禹都曾担任过这种部落联盟的首领。如舜帝就是虞氏部落首领，“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他是一位明君，后舜在南巡途中不幸“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今永州境内的九嶷山）。舜死后，禹因治水有功继承舜位，并于大约公元前21世纪建立了夏朝，这是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就是从夏朝的建立开始的。
益阳郝山出土战国“戉王州句”铜剑
宁乡出土的商代铜器
继夏之后出现的两个朝代是商朝和周朝。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东周又分春秋和战国，前后延续近80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全国各地发掘的夏代遗址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礼器，表明夏代文化及文明程度高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而商时代遗址出土的大量刻满了字形符号的龟甲片说明商代即有了比较成熟的文字，即今人所称的“甲骨文”。20世纪中叶宁乡出土的一件商代铜罍中所藏的二百余枚形制小巧的青铜斧，被专家认为是一种称量货币，此说如果成立，则表明商周时代已开始使用铜币。尤其是商周时代各遗址中大量精美的青铜礼器与青铜农具的出土，表明商周两代已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较广泛地使用青铜铸造，这与石器时代相比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基于此，考古学家将这一时代称为青铜时代。
益阳出土的战国“戉王州句”铜剑局部
衡山出土战国人物纹靴型铜钺
过去不少学者认为商文化不到长江流域，即所谓“商文化不过长江”，以此推之，居于长江以南的湖南也就不可能受到商文化的影响，而1977年发掘的石门皂市商代中期遗址中，发现了炼铜作坊、铜渣等遗迹，还出土了铜箭镞、铜制鱼钩及熔铜炉等遗物。青铜冶铸工艺可以说是商周文明的象征，因此，皂市商代中期遗址中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表明了湖南早在商代中期便受到了中原商文化的影响并已进入了发达的青铜时代。
近数十年来，湖南四水一湖流域先后发现了不少商至西周时代的遗存或遗物，如发掘于1987年的岳阳铜鼓山遗址不仅出土了石斧、石锛等石器，大口陶缸、陶爵、陶鬲、陶豆、尊形陶器，还出土了铜箭镞、铜车饰；岳阳樟树潭商代中晚期遗址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铜环、铜刀等小件铜器；汉寿马栏咀遗址文化堆积中发现了铜矛等物；常德市武陵区白马湖遗址中发现了带鞘的青铜剑、带柄的青铜戈；我省发现的第一座商代前期墓葬——石门皂市宫山商墓出土了璋、钺等玉石器和袋足陶器等物；资水流域的桃江麦子园商周遗址、益阳羊舞岭大型商周文化遗址出土了具有商周时代文化特征的陶器和青铜器；湘江上游永州东安坐果山遗址商周文化层中发现了大量具有鲜明自身特征的陶器以及少量青铜矛、镞和玉玦、玉环等。永州零陵区望子岗商周早期越人墓群的发现，则大大丰富了古越文化的内涵。2006年发掘的湘西龙山铧口丘商周建筑遗址中发现若干木骨泥块与台地建筑基槽，这种与现在湘西普遍流行的“干栏式”吊脚楼迥异的台地房屋建筑形制，说明被后人称为“百濮”、“百越”的土著先民有着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或许，土著文化在历史积淀中整合成为“耕田有邑聚”、“畲山为田”等表现形式。有专家认为，铧口丘遗址发现的台地建筑形制、木骨泥墙建筑手法为酉水流域乃至武陵山区古代建筑史及建筑风格的演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湘江下游望城高沙脊遗址出土的铜鼎、铜尊、铜刀、铜戈等，既具中原文化特色，又有地域文化特征，是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融汇的产物。常德出土的商代“皿天全”青铜方彝盖、商代父乙簋、商代兽面纹青铜提梁卣、西周青铜镜等都是难得的珍品。而湖南出土商或西周时代青铜最多、最能反映湖南商周时代青铜文明发达程度的，是被称为“青铜文明奥区”的宁乡。宁乡又以黄材炭河里遗址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最多最著名，堪称为商周青铜文化的代表。该遗址出土的“人面纹方鼎”系有玉质感的翠绿色青铜器，四方型、立耳、深腹、柱足、四面均以人面为纹样，在商周器物中为孤例。1949年以前宁乡出土的商代“四羊方尊”以四只立体山羊构成，采用分铸法制造，为国内绝无仅有的珍品。1983年在宁乡发现的一件重达220余公斤的象纹大铜铙，是我国目前所见的商代最大铜铙。后来宁乡又出土铜铙数十件，其年代比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还要早1000多年，现今将这些铜铙组合起来，还能奏出美妙的乐曲。宁乡出土的铜铙形体高大厚重，甬部有旋，纹饰繁复，有特殊的兽面纹，多为虎、象、鱼等动物图纹，与北方铙形体小、甬部无旋、纹饰简单相比较，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体现出浓郁的南方风味。20世纪60年代末同样出土于此的兽面提梁卣，其铸造年代虽为汉代，但它确是一件稀世珍品，是青铜文化中的一块瑰宝。此器敞口、直唇、鼓腹、身作椭圆形，提梁断失，两端兽头尚存。两端各饰一兽面纹。腹部饰有一雄大的兽面纹，两侧填以夔龙纹。颈部以8条夔龙组成的花纹一圈，圈底花纹亦以8条夔龙组成。全身布满云雷纹，上有阴云纹，四面各出棱一道，盖在底内均有铭文“癸举”二字，卣内贮满玉珠、玉管，共1172件，这种玉管、玉珠在以往出土的商代玉器中极为少见。
平江出土的战国虎纹铜钺
湘乡出土的战国云纹铜豆
西周以后的东周，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即史学家所称的先秦时期。此时期最显著特征，就是封建经济正式确立，由青铜时代进入到铁器时代。
楚国是先秦时期的一个大国。湖南地区一开始并非楚国的管辖范围，大约至春秋中晚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国才开始强大起来，至春秋战国之际，湖南的大部分版图才并入楚国的领地。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湖南出土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遗物大多是从楚人墓葬中获得的。这些墓葬分布在湖南“四水一湖”流域。新中国成立后，已发掘楚墓葬数千座和不少战国时代城址，相继出土的大量具有楚文化特征的印纹硬陶，是土著文化的历史见证。出土的大量铜器、铁器、漆木竹器、丝织品、琉璃器、玉器、陶器以及帛画等，反映了楚文化的高度发展。如1965年湖南湘乡出土的一件战国时代勾连云纹铜豆，通高24厘米，通体布满整齐划一的勾连状云纹，线条之间的凹槽嵌有铜丝或绿松石，有织锦般的艺术效果。而出土的铜器中有不少属于兵器类，大部分墓葬或城址都有剑、戈、矛之类兵器出土，如1974年出土于湖南长沙树木岭一战国楚墓中的人形柄铜匕首，很有特色。其通长20厘米，刃宽3.5厘米，人形柄上的人高鼻梁、圆饼形发髻、长辫后垂至肩部、耳戴大耳坠、袒胸露乳、腰系尖角形和条形饰短裙、赤足，似当时南越少数民族人物造型，颇有几分异域风情。在岳阳云溪区太平嘴遗址发现了铜矛，慈利石板村楚墓中发掘出了铜戈，双峰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期二穿戈，戈身有十分精美的纹饰，戈尾有镂空的花纹，实为戈中精品。常德渫阳古城址发掘出了铜斧、铜箭镞，常德地区发掘出土的蟠螭纹青铜剑、巴式虎铜戈、镂窄太阳纹铜戈、双箍青铜剑、空首青铜剑、错银云纹青铜矛、错金空首青铜以及鸟篆文铜戈、楚中易王青铜鼎、蕉叶纹青铜壶、战国虎钮錞于等，都颇具代表性。长沙浏城桥楚墓出土的诸如铜马衔、铜车辔等铜制车马器，常德出土的战国青铜车马器等则反映出当时湖南地区陆上交通工具的发达。湖南战国楚墓中出土的铜镜则更多。据已知的考古发掘，湖南地区是战国最重要的铸镜中心，此时期铜镜质薄而精巧，纹饰华美，当时流行的彩绘、错金银、镶嵌、透雕等工艺被大量运用到铜镜制造上来，使铜镜既具实用功能又具艺术价值。如常德出土的一件战国时代五山纹镜，由圆座外引四条带纹，缀枫叶状花瓣，五山字纹，右旋，地纹为羽状纹。山字纹镜在当时楚地十分流行，而五山字纹则少见。此镜做工精良，是难得的珍品。青铜称量器、黄金钱币亦屡有出土，如常德出土了青铜天平砝码、青铜蚁鼻钱，湘潭战国楚墓中也发现了一套铜砝码（3粒）和少许蚁鼻钱。蚁鼻钱是从仿制贝转化而来，为战国时期楚国人所用，在以往我国的考古研究中还很少发现，因而弥显珍贵。这种钱形制为椭圆形，正面突起，背面磨平，形状像贝但体积较小。长沙左家公山出土了一件完整的天平和一套完整的砝码。天平杠杆为木制，杠杆两端各系一铜盘，杠杆中间有丝线提纽砝码9个，总重量为250.5克，相当于当时的1斤。长沙五里牌楚墓中出土的“郢爰”泯金钣，据称在楚国比蚁鼻钱还通行。湘乡椅子山一战国墓中还发现了楚国黄金币实物。称量器与黄金币的出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楚国商业文明已达到了一定程度。
娄底出土的战国时期铁制工具
长沙楚墓出土“均益”铜砝码
长沙楚墓出土的天平和砝码
湘潭出土的蚁鼻钱
娄底出土的甬钟
我国的铁器时代一般认为始于春秋晚期，目前已发现确属春秋晚期的铁器为数甚少，且均出土于楚境，其中最早的铁凹口锄、最早的钢剑和最早的铸铁件均出土于湖南长沙。1951在长沙识字岭一春秋晚期楚墓填土中发现铁凹口锄。钢剑于1976年出土于长沙杨家山一春秋晚期墓葬中。过去，一般认为碳钢出现时间是战国中期，杨家山钢剑的出土则将碳钢出现时间推到了春秋晚期，即向前推了300年。杨家山春秋晚期墓葬还出土了一件生铁铸造的铁鼎，铁鼎的发现也将我国铸铁发明的时间大大提前了。湖南战国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铁器更多、品种更丰富，长沙战国墓出土的大批铁器已有相当数量的生产工具，如锄、斧、锛、刀等，此外还有不少兵器和日常用具。娄底也出土了大批战国时代铁器，在省内占有相当的地位，其标志性遗存是1996年涟源市杨家滩镇出土的窖藏铁制农具，这批战同时期的典型楚式铁制农具主要有歃、铲、镰等共20多件，因是窖藏，所以保存比较完好，且都有使用痕迹。从形制上看，沿袭了青铜器农具的特点，歃和铲体积较小，其中歃仅10厘米见方，有两个方折凹口銎以连接木柄，刃呈弧形；铁铲长18厘米，宽7.5厘米左右，三面刃，中脊有隆起的銎，并有一圆孔以栓住木柄。镰的形制与现代使用的铁镰无异。岳阳平江红门村一战国中、晚期遗址也出土了铁弦和铁箭镞之类铁器。近年，在湘潭易俗河战国古墓、怀化中方龙井战国古墓中也纷纷发现了铁器制品。这都说明到了战国时代，铁器铸造在楚地已非常普遍，铁制器已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之中。
漆器是中国古代文物中最艳丽的一种。有关中国使用漆器的时间，可以通过古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寻找到一丝迹痕。如“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等，说明上古舜时中国就出现了漆器。而从考古发现看，中国使用漆器的时间其实早于虞舜时代，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漆器是制作于距今六七千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人制作的一件木胎朱漆碗，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生漆和制造漆器的国家。作为楚地的湖南，目前虽未出土年代如此久远的漆器，然据相关文献记载及出土漆器实物分析，至迟到春秋战国时代，楚地湖南不仅有了大规模的漆树种植，且漆器业已很兴旺，漆器已在生产生活等诸多领域被广泛使用。《庄子·人间世》中“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等语，说明当时生漆运用的普遍。作为楚国人的庄子还曾一度做过漆园吏，即做过管理漆树种植的专职官员。由此也可看出当时漆树种植在楚地已形成一定规模。而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湖南春秋战国时代各遗址、城址特别是楚墓中出土的大量漆器实物，类型有茶几、漆案、镇墓兽、木俑、漆卮、漆奁盒、木器座、剑鞘以及髹漆的车马器、车伞盖等，甚至还出现了“扣器”。20世纪中期长沙颜家岭一座战国中期楚墓出土的狩猎纹漆樽，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狩猎的场景，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髹漆工艺水平，同时此器底部有三个蹄足形铜足，开后世所谓“扣器”之先河。常德桃源三元村一战国中期偏晚的楚墓中出土的有铜钮铜箍、铜蹄足的漆卮，已被专家认定为真正的扣器了，同样的扣器在长沙也已发现多件。到汉代，湖南工匠对这一技艺的运用更为娴熟，如长沙杨家山汉墓中出土的漆盒有银片镶边，形成银扣，既美观又有加固漆器的作用，后世漆器中常沿用此工艺。湖南先秦时代漆工不仅能在竹木胎物品上施漆，还能在皮质或丝质物上施漆。20世纪50年代初，长沙近郊一战国墓中出土了一件用作舞蹈道具的皮胎漆盾，皮胎两面涂有一层黑漆，然后在黑漆地上用赭红或黄色彩描龙凤纹，线条流畅回婉，色泽光亮照人，反映了湖南漆工技艺水平之高超。
翻阅有关典籍，可知人类在奴隶社会阶段流行人殉制度，中国也不例外，甚至在进入到了封建社会的战国时期的贵族墓中，仍能见到今天看来灭绝人性的这种制度的残余。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殉制度逐步消亡，同时，出现了活人的替代品——木俑。从考古发现看，俑有陶质和木质之分，先秦楚墓中以木俑为多。湖南楚墓中出土过大量迄今仍保存完整的木俑，大多容颜姣好，着装整齐。20世纪40年代，长沙楚墓出土了一批身着几何纹的彩绘俑，有男俑也有女俑，从绘制特征看，衣服的外表绣满几何花纹，交领禅衣上的纹样显示出衣服是用印、绘、绣等不同装饰手段制作而成的，衣服的领、袖、裾缘一律用深色锦镶边，质地给人厚重之感，这种风格的实物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衣服中仍保留着。长沙仰天湖一座战国楚墓中出土过一件身穿锦裾绣衣的女彩绘俑，衣服式样为交领、曲裾、衣表满饰云纹，裾缘为深色小梅花点的锦，经鉴定是薄绢或类似绢的纺织品。对于俑的制作，当时的工匠们除了表现与现实对应的一面，十分追求俑的造型美。湖南桃江三元村一战国墓中出土了几件女子形貌的木俑，其中一件保存最好，面目清晰，体态丰满，宽肩细腰，上披敞衣，下着围裙，下摆肥大，衣裙上还雕出细细的褶皱，从局部残彩看，女俑服饰相当华丽。“楚王好细腰”这则故事可谓人人耳熟能详，然好细腰并非楚王个人僻好，《楚辞》在赞美女人的婀娜多姿时即有“小腰秀颈”之说，由此可见好细腰乃楚地男子的一种审美情趣，最直接明了的例子莫过于长沙楚墓出土的一幅《人物龙凤帛画》上的那位贵妇人，秀颈细腰，在飘逸的衣裳衬托下，更显一种婀娜妩媚风姿。这种审美倾向一直沿袭到汉代，长沙两汉早期墓中发现的绘有舞乐的漆奁上，舞女即呈长袖细腰的轻盈姿态。史书记载汉代美女赵飞燕能于掌上轻舞，其身段之纤细轻巧据此可想而知。此时代的木俑形体上的追求，深深打上了这种审美时尚的烙印。
常德出土的五山纹镜
湖南楚墓最集中的地区是长沙，发掘出土的春秋战国时的漆器也最为丰富。20世纪70年代长沙浏城桥一楚墓一次就出土了60余件漆器，大如髹漆的车马器，小如梳、篦，都藏于一墓之中，非常少见。尤其是1953年长沙仰天湖战国楚墓出土的两件保存较完整的透雕制品——笭床，更见战国时代湖南工匠的艺术创造力。而1949年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和1973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的《人物御龙帛画》，则堪称湖南楚墓出土文物中之稀世珍宝，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被誉为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里程碑。
湖南出土的商周时代遗物当然远不止以上这些，而是多得记不胜记，然上述每件遗物都是我们研究商周时代的湖南的实物资料，所谓窥斑知豹，通过审读这些烙上了时代印痕的实物标本，当时文化或文明的发达程度，似是可以想见的了。
